“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这是《道德经》中广为人知的经文,特别是前半句经文——“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几乎无人不知。对这句经文的理解也不存在什么困难。但后半句经文——“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却并非人人人知道,特别是对其理解,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人们一定非常奇怪,为什么“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呢?好像道偏爱人们厌恶的处境似的,而且,偏偏人们厌恶之处境却最接近道。这确实令人奇怪。
陈鼓应先生对这段经文是这样解读的:上善的人如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停留于大家所厌恶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陈先生的这个解读,是很好的,有助于我们接近老子的本意。
古人的解读与今人的解读非常不同。王弼对这段经文的解读重点关注的是其中的“几”字,他说:道无水有,故曰,几也。意思是,水虽然能体现道的实质,但这种体现仅仅是接近,而不能真正反映其本质。因为,道为虚无,而水为实有。二者质性不同,故不能真正相通。因此,以水来说明道,只是接近道而不能真正传达道。
从实质上看,王弼的解读是无比犀利的。王弼的解读是本体论的解读。“道无水有”,实为从“道”与“物”的关系,或从“道”与“万物”的关系的层面来看,“道”作为本原或本体,不同于“物”或“万物”。拿实有的东西,如水,来喻指虚无的本体,则虚无实有化了,因此,总体上看不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是超越性的,而万物则是具体的、有形的、现实性的。但二者也是紧紧相连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从这两段经文可以看到,在道与万物的关系中,道是虚体,万物为实体。虚体为无,实体为有。更根本的是,道为本,万物为末,道为原,万物为流。末生于本,流生于原。万物是一体的。一体的根源在于道。
站在道的立场上看,一切都离不开道,在道中,万物成其为万物。离开了道,万物不成其为万物。在这个意义上,世上的万物都是道的化生,都是道的不同方面。因而,守道即是守本。接受道的不同方面,就是与道同体。
守本在于,致虚极,守静笃。守本就是守道。而道在于一,万物才为多。守住一,才有多的可能。“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以一则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如果我们执万物之一极端,那么,“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第三十九章)
以贱为本,以下为基,这正是“处众人之所恶”,但却是道的要津。可见,如果没有本体论的解读,我们是无法对“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的深刻的本原的解读的。
当然,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我们的世俗生活中,人们喜欢美,而厌恶丑;喜欢善,而厌恶不善;喜欢福,而厌恶祸;喜欢索取,而厌恶付出;这是人性。这样的人性实际上是离道的人性。
儒家讲人性善,杨朱讲人性恶,都不过是人性表面之一偏,都是离开道来谈人性,自然比较浅薄了。针对这种浅薄的人性观,但却大行于世的人性观,老子展开了多方面的批判。这种批判在《道德经》中可谓随处可见,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道德经》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人们想避开祸,只想迎接福,岂不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祸福是万物的范畴,不是道的范畴。在道的立场上,祸得抗住,福得接住。祸使我们历练,福使我们安住。儒家讲“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而道家的眼中,风霜苦和梅花香,皆为道法自然。
守住一,站定道,人当如此,起起伏伏的人生,都是人生的常态,人生从道处生,又归于道之无。“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第七章)因为,人生之本是“不自生”,而只有“向道而生。”向道而生,人生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