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也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坚决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作为全球人口大国，人多地少的大国小农是难以改变的基本国情。相对于北方，南方集中了中国2.6亿多个“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绝大多数小农户，这不仅是南方农业发展的最大短板与最大约束，也是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粮食主产区发生南北历史性逆转的大变局下，迫切需要准确定位和正确把握南方农业发展的战略取向和路径选择，以有效破解中国农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压力、农产品有效供给压力、农民增收压力的时代课题。
一、大变局下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变迁
如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要应对的共同命题。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业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在百年大变局的多重复合宏观背景下，随着人口分布以城镇为主的城乡格局变革、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推进的多重转型叠加，无疑形塑着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进路。
1.需求端的农产品消费结构性变迁
随着经济发展推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食品的需求已由数量转变为质量安全。从市民每天的饮食结构中就不难发现农产品消费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动，从传统温饱生存型向“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美味”演变。曾经的饮食结构是以大米、小麦等主粮为主体，时至今日，主粮的消费比重大幅度下降，过去难以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水果、水产、肉食与牛奶等非主食农产品成为了家常便饭，饮食结构不断多元化，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成为饮食结构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3年至2017年我国居民每天人均蔬菜占有量稳定在2.56到2.74斤。
在农产品消费的品种结构性变迁背景下，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与社会收入阶层的多元分化，农产品消费还出现了高端、中端、低端阶层分化的多元结构性变迁，温饱追求已经是过去时了，进入全面小康时代，消费追求不仅讲究营养、健康，而且讲究口味，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趋势。
2.供给端的粮食主产区结构性变迁
中国有史以来南方农业一直就强于北方，因此形成了“南粮北运”的传统格局。根据相关文献，新中国成立至1982年的30多年间，南方地区基本保持以不足40％的耕地生产着占全国总产60％左右的粮食。而从1978年开始，农业布局发生了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的南北空间逆转，粮食生产重心“北上”，南方粮食占总产量的比重迅速下降。特别1993年以来，北方粮食产量首次超过南方，中国从此就进入了“北粮南运”时代。近20年间，对全国粮食产量贡献度增加的仅有12个省，除安徽省外其余均为北方省份，其中北方省份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占比从2000年45.65%迅速上升为2020年59.22%，而南方省份则从2000年54.35%持续下降为40.78%。从2011到2020年，北方15省粮食播种面积累计增长7231千公顷，而南方16省粮食播种面积却减少了1036千公顷。
由于气候的变化促进了北方作物种植边界不断向北扩展，增加了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更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随着“变暖期”气候与降水量逐步增加，对农业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黑龙江玉米及水稻“北移”、新疆冬小麦“北移”、陕西苹果“北移”等“种植带北移”，使三大粮食作物突破了原有农业气候区划界限。南方和长江中下游传统水稻主产区的水稻播种面积逐渐减少，稻谷种植不断向东北区域扩展，小麦种植则不断向北方和中部集中，玉米种植重心明显不断北移向北方区和黄淮海区集中。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南方双季稻区可种植北界向北推移近300公里，冬小麦种植北界北扩西移20—200公里，冬油菜种植北界向北扩展100公里，柑橘不同适宜区种植北界平均移动83公里。
在东北地区，由于无霜期延长，初霜冻出现日期逐年推迟，由此带来玉米和水稻可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如黑龙江省在1980年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1.1亿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为315万亩，到2021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2.182亿亩，其中玉米增加到6100余万亩、水稻增加到5600余万亩，粮食产量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东北地区一跃成为了中国水稻的主产区，无论是产量和品质，还是规模化和机械化程度，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于东北大米在市场竞争力上具有碾压南方水稻的绝对优势，南方山区和丘陵地带种植水稻的小农户几乎全面“沦陷”，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水稻主产区的历史地位。随着东北大米需求量不断上升，南方如何实现与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优质农产品品种替代，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二、南方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破解三大难题
**强调，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这既是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的主要任务，也是南方实现农产品品种替代的趋势所在，却存在不少现实难题。
1.鲜活农产品季节性集中上市与全年度均衡消费的难题
适合南方实现农产品品种替代的畜牧、蔬菜、水果、水产等“菜篮子”工程，绝大多数是鲜活农产品，这就存在一个供需结构性矛盾：供给端方面，鲜活农产品大多是季节性集中上市；而需求端方面，即使是再优质的农产品也是全年度均衡消费，不可能季节性集中消费。由此带来在出产期供大于求、价格下跌的大面积滞销“卖难”，而在非出产期的淡季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买难”。本来农产品区域相似度较高而普遍存在同质竞争的老大难问题，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南方鲜活农产品同质竞争进一步加剧。
2.农产品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并存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尽管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南方农产品满足消费需求的特色农产品效益得到快速提高，但长期以来主导农业发展的是“以量取胜”的粗放路线，突出表现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偏差，造成供不应求与供大于求并存，尤其是突出存在着农产品同质化竞争、低端产品去产能难等问题。一方面，产业结构单一，其中稻谷、油料、蔬菜等“大路货”农产品的区域相似度较高而普遍存在同质竞争，低价与“卖难”突出。另一方面，特色优质产品比重偏低且大多未形成规模优势，也未形成健全的市场服务体系，产销市场信息渠道不畅，运输过程损耗过大，流通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一些农产品销地市场供给短缺“买难”，产地大面积滞销“卖难”。据媒体报道，农产品滞销事件逐年增加，由零星分布逐渐演变成区域性滞销。这种农产品供需结构失衡的根源之一，就是当下中国农业发展普遍偏重于供给端的扩大生产，而未能注重需求端的市场体系建设，导致优质不能优价、增产不能增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人地矛盾与耕地抛荒并存的农业农村空心化困境
受土地资源先天性局限，南方耕地细碎化突出，农业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经营规模偏小，而加速的城镇化、老龄化，导致南方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人地矛盾伴随着农地抛荒与非粮化更加突出，耕地抛荒现象也就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急剧上升拉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加之人均耕地资源不足以维系一个农户家庭的基本生存，进一步加快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的速度。而大城市基本集中于南方，是中国城镇化与工商业最具活力的地区，为南方的农业人口提供了更多脱离农业生产而进城就业的机会，因此形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南进北退的发展格局。与此相反，不仅农业生产呈现南退北进的趋势，而且农产品消费重心也随着人口流动不断向南移动，南方呈现出城镇化与农业异步发展的现状。
作为全球人口大国，“人均一亩三分地”的耕地资源是最稀缺的生命资源。而北方在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同时，南方不少农户更顷向于非粮化向经济作物转移，还有不少农户在逐步退出农业。根据调研，有的是“季节性抛荒”，就是将原本种植双季稻改单季稻，从而减少了同一面积的粮食生产；有的是“非粮化抛荒”，就是基于比较效益，将农地改种甘蔗、烤烟、花卉等非粮经济作物；有的是“绝对抛荒”，主要是人均耕地大多为几分地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大面积全年抛荒的耕地随处可见。由此带来南方农业农村的空心化与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与粮食安全、耕地保护问题突出，不得不令人思考和忧虑。
三、围绕高质高效，推进南方农业赋能变革
在粮食主产区发生南北历史性逆转的大变局下，根据2022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在数量上要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大力扩种大豆和油料生产；在质量上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确保“藏粮于地”的战略落到田间地头；在保障上要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生猪生产，确保畜禽水产和蔬菜的有效供给。这就需要顺应现代科技的前沿变化与城乡格局的不断变革，从南方人地关系、地理禀赋、资源环境三个维度加快推动农业赋能变革。
1.推进科技服务赋能，实现生产方式变革
南方农业的困境主要源于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与老龄化，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农业成本不断攀升，谁来种地与耕地抛荒备受关注。从长远趋势来看，人口向城市集中的人地关系变迁是现代化的必然进程。基于南方人多地少、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特征，必然要求发挥南方工业化、城镇化的生产要素集聚效应与市场消费规模效应，以科技服务赋能的技术效应与社会化服务的分工效应破解南方农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以数据驱动、智能驱动、信息驱动释放技术红利与数字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物联网和无人机已经成为当前农业领域的科技前沿的背景下，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与小农户有效衔接，促进南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精准农业模式变革，使数据驱动和自动化农业成为可能。
因此，基于农业前沿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以智能化生产替代人工生产，为解决南方农业空心化问题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路径。但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项综合工程，尤其在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南方，其投入力度与基础工作难度远大于北方平原地区。一方面，需要政府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公共产品供给、生产应用激励与扶持等方面入手建立政策支持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深化城乡要素流动，从实现模式、关键技术、运营机制三个维度建立人工智能与社会化服务相融合的南方农业发展体系，推进小农户从农业生产、农业管理、农民服务三个方面与农业现代化有效衔接，形成以劳动力替代降低农业成本与破解农业空心化困境的长效机制，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变革。
2.推进地域资源赋能，实现要素配置变革
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要顺应符合南北资源环境、产业、消费市场变化趋势，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整体区域农业布局。**指出，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农业作为生物产业，对自然生态资源及其空间分布与组合有着特殊的要求，那些品质优良、独具特色农产品与特定自然环境在地域上的重合，是自然条件经过历史上遵循土地利用的经济规律使其不断变化的产物，具有独特的资源稀缺性、产品唯一性、品质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价值，是发挥南方农业区域功能与资源比较优势的主攻方向。
南方大多属于丘陵、山区以及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的复杂地理结构，农业突出表现在耕地细碎化与经营小农户化，呈现地域特色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双重面向。这就需要根据南方不同区域差异化的人地关系、地理禀赋、资源环境，按照比较效益原则和同等边际报酬原则，综合考虑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市场条件，形成从纵向与横向将南方特色农业总体层面趋势与区域层面优势结合起来的实施机制与整合协同政策体系。因此，应从优化南方农业的区域品种结构布局上发力，引导农产品向最适宜、最有优势的区域集中，建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农产品品种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错位发展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实现差异化发展中的区域协调，形成地域特色鲜明、区域分工合理、高质高效发展的特色农业生产布局，确保南方最稀缺的耕地资源得到高效利用，确保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推进地域资源赋能的关键在于，要按照**关于树立大食物观的要求，克服“双季稻”行政一刀切的倾向和唯主粮生产的偏向，重构南方农业各个区域的功能定位。对于耕地细碎化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农业，侧重于强化对居住性农民的自我保障功能，立足自给自足“小而全”的农产品生产；对于平原以及耕地连片地域的农业，侧重于强化与北方农业的优势互补，实现以高质高效为导向的地域特色发展。
3.推进绿色生态赋能，实现产品质量变革
适应绿色消费需求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与必然要求，而依托南方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就成为最大的比较优势。在南方传统的小农耕作模式中，动物粪便等废弃物均能转变为肥料回到地里，对保持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至关重要，是污染物排放量极少、高度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受家畜饲养比例急剧下降的影响，牲畜和农田之间的循环逐渐分离，农家肥使用在南方不少地方已经成为“一粪难求”，原本节约资源投入、资源循环利用、减少资源环境损耗的农业发展模式被逐步改造成为依靠化肥和农药来保证产量持续增长的所谓“现代农业”。受此影响，南方农业存在面源污染突出、耕地质量下降、生态资源低效闲置、农产品品质下降等现实困境，尤其是耕地重金属含量超标与土壤酸化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
这就需要在双碳目标下发挥南方农业在减排和增加碳汇上的资源优势，从农村资源环境立体开发、循环生产方式、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绿色生态技术提质等方面协同发力。推进绿肥和生态肥药技术创新与应用为农业绿色发展做好“加法”；不断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数量为农业绿色发展做好“减法”；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种养技术与开发应用高效、绿色、环保型农药、化肥新品种为农业绿色发展做好“乘法”；加快土壤分类普查与污染治理的科技创新与应用做好“除法”；重建畜牧业和耕地之间的联系，恢复传统农家肥的使用，建立以质量分级为基础的绿色农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南方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发现转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