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很少有哪个词语像“美”一样，既让人愉悦和向往，又令人惶恐不安。
这是因为，美是我们通过感知得出的看法，一个人、一件器物、一处建筑由于符合了某种美学标准，而被认作为美，比例、线条等表象取代了东西本体的品质，比如是好还是坏，是恶还是善，是实用的还是无益的。然而，我们却有着一种冲动，赋予美“不单是美”的神秘力量，最近的例子是“颜值高的人更不容易感染新冠”。这个说法借用一些医学研究、“专家补充”得出结论，简而言之，长得好看的人其面部比例更健康，人更自信，故而有更强的免疫力。这一说法很快沦为段子，其实它最致命的问题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美是感知的、是人群定义的，而不是实在。犯这种逻辑错误的，还有《冰川冻土》刊登的论文《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期刊方已撤稿），作者对“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母的优美感”的论述，通过专业术语包装，煞有介事地把“无才便是德”当作实在，仿佛它能使师母成就导师的崇高。
“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母的优美感”原文刊于2013年，由于在2020年1月偶然走红网络，因此也被称为“2020年第一神论文”，“气哭了”康德（其实康德不是崇高和美最经典的阐释者）。当月，紧接着，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暴发，很少有人再关注了。如今，快三年过去，不知还有多少朋友记得此文？
电影《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1952）剧照。
崇高和美是一种矛盾关系，甚至最初彼此没有多少关系。美是一种协调比例，是柔和，抵抗的是畸形——当然畸形也未必是丑，尤其是在形状符合某种标准的情形下。而崇高是一种震撼，是人看到了无法把握的并且无限大的景观、数字或力量之时产生的某种惊惧。用个未必切确的说法是，如果说美是寻求安稳的，那么崇高就是激发变动的，因而在政治或社会哲学上，它也有暴力的冲动和倾向。在追求崇高的过程中，能否实现美，或者说，在完满中是否还能有一些崇高，让无数人为此纠结。
本文是《美学权力》作者巴尔迪纳·圣吉宏论述崇高和美二元对立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包括“丑”与美的对应、与崇高的区别。在她对埃德蒙·伯克等人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优雅包含了美的元素，并且能抵抗崇高可能存在的暴力风险，到这时，崇高和美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美学权力》一书，内容有删节，顺序有调整。标题由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美学权力》，[法]巴尔迪纳·圣吉宏 著，骆燕灵、郑乐吟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或者崇高，或者美
“这是美吗？或是崇高吗？”直到18世纪中叶，得益于埃德蒙·伯克，人们才追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斟酌过这个问题？
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1927）中的崇高视觉。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美和崇高这两个概念形成于不同的领域，且彼此间交流始终微乎其微。
“美”曾经主要是形而上哲学家处理的事情，而“崇高”特别涉及辩术师和文学批评家。自文艺复兴晚期起，我们就遗忘了这两个概念在源头上根本性的差异。原因在于美和崇高反向的演化制造了一种交错配列。一方面，“美”首先被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随后它征服了艺术领域本身；另一方面，“崇高”首先在它与话语的关系中被思考，因而通过伽利略哥伦布革命进入自然的领域。同样，在17世纪末，艺术和美被并置到新的意群“美术”里，其时还出现了一个全然一新的概念——自然的崇高（sublime naturel），后者指的是自然景象之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