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1942）剧照。
伯克提醒我们，知识主要的效用是“把优雅种植进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方式里，根除肮脏、卑劣和狭隘（illibéral，狭隘的、不自由的）”。自由地感知，让自己和他者逃离狭隘的心胸，是美让这些成为可能，崇高在最高处让这些实现。
关于“美”，伯克诚然保留了它的爱欲力量（puissance érotique），却去除了它的可怖之处。他用了三个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首先，他假设“爱”自然地来源于“美”：“美的在场唤起爱，这就像冰或火让我们觉得冷或热一样自然。”这个效应几乎是瞬时的，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接收者个人的意愿。
接着，伯克以煽动的方式将爱允诺给鄙视（mépris），说“爱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接近于鄙视，爱并不畏惧它的对象，而是怜悯它，爱是使用昵称去表达情感的”。伯克提到，女性完全知道她们拥有卓越的美，却注意要佯装“弱小”或“不完美”（她们脸红、口吃、左右摆动），这让她们更美了，仿佛美并不是难以亲近的。体验美的来临，就像相信孤零零的危险平安抵港。美也是人类关系的黏合剂，它惠泽与维持爱欲和社会激情。但是我们好像习惯了美的降临，也就再也意识不到它的恩惠，奇怪得仿佛我们对美屈尊了。
伯克极大地影响了康德。伯克的原创性在于他寻找对于美的准确的美学定义，并对美做社会心理学的辩护或生理心理学的辩护。美之物是微小的，曲折的，清澈的，精致微妙的。它们孕育出情感、信心和爱，慰籍疲倦，有助于我们从紧张中得到片刻的放松。
美的反义词是丑，
还是崇高？
问题在于，崇高与美之间的对立是否是逻辑的或者实在的。
康德在《试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L’Essai pour introduire en philosophie le concept de grandeur négative）中恢复了作为力量的否定性，这是非常有用的。康德像数学家一样假设了否定性的量，他指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基于“矛盾律”的逻辑的对立（“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其中一个是真命题，那么另一个是假命题”）,我们应该考虑基于存在原则的实在的对立，因为存在不仅仅是通过可能性来证实，而是通过其现实性来证实。
《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mmanuel Kant，1996）剧照。
那么，崇高是如何实现与美对立的？毫无疑问，不是通过逻辑的角度，通过逻辑的排他性来实现，而是通过实在的角度，通过那个甚至有可能使得崇高消逝的实在来实现。那么崇高不会和丑相互混淆吗？美的反义词是丑，还是崇高？
伯克回答道：丑和崇高是相容并存的。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丑因其丑而崇高。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当丑）“与能够激起强烈恐惧的质相结合时”，它才能成为崇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论题呢？丑并不是简单的畸形：美也可以是畸形的，当比例不再是必要的时候。但是丑也不仅仅意味着美的缺席，它是废除美的原因。与其说这是在场，不如说这是驱逐过程的再现，这是感性的表达能力的废除，突如其来，不仅无法吸引和诱惑，而且不能指示。
如何将丑和崇高区别开来？我们可以将丑定义为对崇高化的不服从，相反，崇高揭示我要超越自我的召唤，目的是抵消那些无法辩护的东西，或者消减它们。
丑构造了丑闻，它是思想的绊脚石；相反，崇高是飞跃的要素。对伯克来说，“可怖、恐惧、可怕”是丑可以成为崇高的条件，伯克的文字语言是非常模棱两可的，我们可以在马修·格雷戈里·路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安·拉德克利夫（Anne Radcliffe）或者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的黑色小说里看到他们阐释的恐惧可怖之物。在我看来，我们过多地强调了那个“甜美的可怖恐惧”，而忘记了崇高本质上召唤我们去“燃烧起那个已经在别处点燃的火焰”。对于伯克和朗吉努斯来说，崇高的主要使命是启发灵感，而不是单纯的取悦：它必须使我们摆脱旧的感知和思考方式，并向我们传递一个全新的热情，点燃我们的生命。
“丑”的震撼
康德从伯克那里继承了崇高和美的二元论：崇高与可怖相关，它产生一个否定性的快乐，并让灵魂升华；而美只是简单的愉悦。无限与有限相对，暗晦与澄明相对，动态与静止相对。
1764年，在《对美和崇高情感的观察》中，康德将这个二元论应用到自然、人类的德性、两性乃至国家等概念的分析中。然而，在1790年，康德对于美和崇高的区分是与伯克相关的。这个区分与享乐主义的（或者说，简单的关于“快乐”的问题）关系比较小，它主要与“情绪”的地位有关:崇高激发热情，而美不再给予任何情绪，甚至连温柔都不再给予。基于温克尔曼的启发，康德发表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情绪不再属于美。”在一个学究的角度下，美失去了它的动力，它自我客观化了，以至于我们得到一个关于“美自身”的定义，“世人啊，我很美，哦，死亡，像石头的梦一样”。同时，康德借助“先验说”（transzendental），即通过追问关于感性反思的可能性条件，修改了伯克所构造的美和崇高的对立。
《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1931）剧照。
总之，我们应支持以下论断。
如果崇高的传统成功地赋予它所有深刻的美学价值，如果美最终在崇高中实现了完满，那是因为我们不能将美归结为一个简单的观念或简单的感觉，被动和即刻被感受到的，被认为是一种处于主体之外并仅取决于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恩惠。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同时指定了主动原则、媒介和接受者，我们既不能理解崇高也不能理解美。原则，就是主动且不可或缺的第一因；媒介，就是其物质性很重要的能指；接受者，是为其运作做出贡献并见证它的人们。
从媒介的角度看，崇高对我们来说首先是与美最对立的，就像我们在伯克和前期康德那里看到的一样。但是崇高，它超越形式，展现出隐藏的背面，使痕迹变得模糊。巨大的错乱、过度的激荡、朦胧的眩晕是倾向于消除美的三个原因。
关于巨大的错乱，最经常引用的是埃及金字塔的例子：它们在建筑成就、竖起庞然大物，或体现一种几何理念方面是崇高的吗？我们也要想一下梅西安（Messian）的交响曲或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其中过分的巨大、浩长、困难首先都是令人沮丧的。
毕加索晚年自画像。
对于丑的震撼，我们可以联想到毕加索最后一张自画像、滚石乐队或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它们都使人感到惊讶。关于昏暗的眩晕，让我们追念威尼斯的圣洛克大会堂，那里丁托列托（Tintoret）的画作起初似乎很难看。或者莫扎特的《唐璜》（Dom Juan），它与那个阳光的莫扎特完全相反。
无论如何，如果崇高首先视美为对立面，这最终是为了促生反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让反转成为可能，让我们摆脱偏见并摧毁绝对模型的理念。
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美的景象使我与世界融洽，没有任何真正的主体冲突；同样地，崇高的景象从内部严厉地煽动我，并且不停地教唆我和指使我。但是有那么一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它放开我，重新成为简单的美，好像它已用尽了那种奇怪地在它与我身上都出现的能量。我们可以说，崇高是那种通过激励我，将我从沉思的选择自由中抽离，使我陷入未知来自我否定的美。
我们以安提戈涅为例。她打算埋葬兄长的计划违反了克瑞翁的禁忌。这件事始于忧虑，也没有引起任何同情；而她被罚永久地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这惩罚带给她光辉和牺牲；而她最终通过破坏克瑞翁的权力而成功实现了她的伦理。但是这个胜利，她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前作为保证。安提戈涅的崇高是出于一种*的启示。这种*在深度和强度上类似于一部法律，因为它甚至使自身成为法律而超越了另一部法律。恐怖本来盛行的地方，崇高却成功穿过。安提戈涅，这个极其固执的人，一开始无法取悦我们：但她最终启发了我们。
本文内容摘编自《美学权力》一书。
原文作者/[法]巴尔迪纳·圣吉宏；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张婷
导语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