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袁尚统，《岁朝图》.轴，纸本设色，纵107.8厘米，横52.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自万历至明末清初，可以看作是岁朝山水创作的繁盛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嘉兴画家宋旭（1525—1606后）名下的《岁朝报喜图》，画水村，木桥上一士人与携琴童子正前往访客，一户庭院中，堂屋前后有柳树和梅树，着巾士人正在题诗，戴冠士人正在读书，二童子温酒，持壶。旁室有童子抱着婴孩，庭院中两个孩童燃放爆竹。右上角有乾隆题诗：“围炉贺岁坐毛斋，柏盏椒盘杂错皆。序齿仍存酬酢礼，逢年且喜廪仓排。新春至矣旧春似，老者安之少者怀。别有步桥叩门客，相安耕凿总吾侪。丁未（1787）新正御题。”宋旭的活动时间与李士达相近。另一位吴门后期画家刘原起作于崇祯五年（1632）的《岁朝丰乐图》，图式几乎与宋旭的完全一致。也作一水村茅屋，一持杖风帽士人正在过桥，屋前有一株巨大的乔松，一童子点燃鞭炮，屋中三名风帽士人围炉饮酒，两位童子持盏，屋后则是竹林。款曰：“壬申元旦试笔，刘原起。”乾隆右方题诗：“茅屋虽贫俭，也知度岁时。饶他一日乐，切我万民思。爆响寒声送，籸㷒暖意披。桥头扶杖客，来督守岁诗。戊申（1788）新正御题。”这两件画作的图式和人物活动都极为相似，可能是画家们临写模仿的产物，但又并非全无文人雅趣，由此可以看见画史中较少提及的文人职业画家笔下的样貌。
明代，宋旭，《岁朝报喜图》，轴，纸本墨笔浅设色，95.8x41.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1632，刘原起，《岁朝丰乐图》，轴，纸本墨笔浅设色，97.3x51.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源自李士达时代的岁朝山水图式，图中的人物形象与题画诗，大致取代了周文靖所继承的南宋画风，在后世一路延续了下来。至清初，王翚的弟子杨晋（1644—1728）名下，曾有一件“雍正乙巳年”（雍正三年，1725）的《岁朝图》，此时杨晋82岁。内容包括燃放爆竹，访客，宴饮等，款书除采用与李士达同样的题画诗之外，又写道：“此文待诏岁朝诗也，石田翁图其意，雍正乙巳立春日，杨晋临。”从唐寅所书诗的“人日”来看，这首诗最初并非是岁朝诗，因此款识也不可信。传为李士达名下另一件《岁朝图》，其中亦有访客，爆竹，击鼓，题诗等活动，但人物，笔法和款书皆与李士达之作有所差别，其上除采用岁朝诗之外，又书：“己酉元旦写于石湖村舍，李士达。”由于岁朝山水有画家一年开笔，预祝万事吉利之意，广受大众欢迎，后世临仿和托名之作也自然不在少数。
因此，岁朝山水作为一种流行图像文化，在明代晚期的苏州一带得以发展和繁荣。李士达的《岁朝村庆图》应画于其壮年之时，记录吴中一带元日习俗最为详尽，可以视为这一地域岁朝山水图式的代表作。在文人职业画家笔下的岁朝山水有以下特征，首先人物的服饰显得非常相似，头巾是民间隐居文人所戴，款式则暗示了冬日的节令，这些人物形象在诸多岁朝山水中得以重复。第二，不同画家笔下的画面虽各有繁简，但乔松，水村和庭院，在一定程度上有程式化的倾向，这也是因为晚明文人职业画家多有应酬与交易之作，又受流行文化影响，相互借鉴的结果。这一特征，在被反复题写的岁朝诗这一现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该诗包括了元日试笔，辛盘暖酒，春意萌生，全年欢乐之意，且文句易于赏读，受到时人的欢迎。第三，乾隆的题诸多画诗，大都根据图像的内容和题识的理解撰写，一般抒发对民众的关怀，以及新春吉祥的祝愿，但在周道行的《岁朝图》中，却不由自主地抒发了真实的心意，也是一件机暇清赏中的时政插曲。第四，画中的水村生活，虽有吴中一带元日习俗的影子，但没有表现实际参与劳作的农人的元日习俗，因此并非是全然真实的乡村场景，而是一种既带有理想色彩，又具备日常情感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寄托的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团圆、和谐、热闹和欢乐的期许。
参考文献：
黄小峰撰：《周文靖<岁朝图>：下班后的明代官僚》，《中华遗产》2010年第3期。
高美庆撰：《盛茂烨研究》，《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
盛忠强撰：《李士达<岁朝村庆图>图式与内涵研究》，《中国美术》2020年第2期。
杨新撰：《袁尚统生年辨析》，《文物》1991年第7期。
吴伯娅撰：《乾隆帝和他的词臣沈德潜》，《紫禁城》2000年第2期。
东山撰：《借一首御题诗来猜猜乾隆帝的小心思》，《画徵》公众号2018年8月19日文。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陈若茜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