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在中国，花花公子号称有超过3000家授权专卖店，销售带品牌logo的衣服、皮具、行李箱和户外运动装备。
这些数据让管理层相信：有没有杂志，对花花公子品牌来说都无关紧要。
特朗普上过杂志封面
花花公子的其他招牌生意几乎都失败了。
2012年到2014年，在拉斯维加斯、澳门和墨西哥坎昆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先后关停，开业最长的不过六年。
2016年，花花公子公司以1亿美元卖掉地标性的花花公子豪宅。1974年，休·海夫纳买下豪宅时花费100万美元。
2018年，花花公子俱乐部时隔三十年重回纽约，高调举办开业仪式，会员费一年10万美元。短短一年后，业主决定关掉俱乐部，改成Livehouse和牛排馆。
花花公子伦敦赌场，来自官网
至此，全世界真正意义上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只剩伦敦一家，同时也有目前唯一健在的花花公子赌场。
海夫纳家族已经从花花公子抽身。创始人海夫纳去世后不到一年，海夫纳遗产基金卖掉了他留给最后一任妻子和四个儿女的股份，1/3的公司股份对价不到4000万美元。
长年为《纽约时报》、《纽约客》等精英媒体撰稿的著名作家盖伊·特立斯，与海夫纳有过长期交流，他将海夫纳的生平写进了讲述美国性文化变迁的著作《邻人之妻》。
按照这本书的说法，1953年海夫纳从银行贷款600美元，出版第一期《花花公子》。拿到贷款后，海夫纳用500美元买下了玛丽莲·梦露的裸照，让杂志一炮而红。
恰逢美国性解放运动萌芽，《花花公子》发行短短两年，杂志销量从6万份增长到40万份，三四年后又增长到100万份。1970年代高峰期，杂志单期销量达到600万份。
如果只是着眼于性，《花花公子》根本活不到21世纪。
《花花公子》从一开始就远不止一本裸女画报，而是贩卖一种生活方式：性和名酒、豪车、音乐、文学一样，都是精英男性生活品味的一部分。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海夫纳依旧坚持刊登严肃文章。一开始没钱，杂志就刊登柯南·道尔等已故作家的作品。钱包渐鼓后，《花花公子》选择当代作家的文章提升格调。
67年来，海明威、博尔赫斯、村上春树、“007之父”伊恩·弗莱明、“科幻小说巨匠”亚瑟·克拉克等名家都在《花花公子》发表过文章，约翰·列侬，拳王阿里、比尔·盖茨、迈克尔·乔丹、马丁·路德·金、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等各界名人都是《花花公子》的专访对象。
1990年特朗普登上《花花公子》封面，他竞选总统期间常有选民拿这本杂志求签名
知识分子主阵的编辑部，让杂志无论是选文还是访谈，都呈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风格。越战期间杂志坚定的反战立场，强化了杂志的先锋格调。
正因对政治、商业、文化等公共话题的深度介入，花花公子得以真正建立起品牌影响力。
花花公子品牌最鼎盛的1960-1970年代，海夫纳先后在芝加哥和洛杉矶买下豪宅，开设起花花公子俱乐部，在伦敦投资花花公子赌场，其间还将触角伸向好莱坞，以花花公子的名义投资了一系列电影。
1971年，花花公子公司成功在纽交所上市。2000年代初期，花花公子市值一度超过10亿美元。
背上“物化女性”的恶名
随着时代变迁，花花公子文化逐渐水土不服。大胆的裸露和玩乐的态度，让《花花公子》从诞生之初就背上“物化女性”的恶名。
《邻人之妻》分析了《花花公子》宣扬的所谓“玩伴女郎”概念：秘书、空姐、啦啦队长、银行家的女儿…不断变换身份的兔女郎满足男人们对多样性的需求，回应各式各样的冲动和执念。
夜夜笙歌的花花公子豪宅，在累牍连篇的媒体报道中变得越来越暧昧。
学习偶像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的做派，每到周末海夫纳都会在花花公子豪宅大宴宾客，派对通宵达旦，名单由他亲定，兔女郎装扮的招待穿梭在各界名流之间。这一习惯几十年雷打不动。
洛杉矶的花花公子豪宅
豪宅有几十间房，一间可容纳十几个人的浴室，地下泳池旁修建酒吧，宾客们在喝酒时能看到兔女郎游泳。
海夫纳本人频繁更换“玩伴”，更是坐实了“物化女性”的指控。经常是兔女郎们刚刚上了杂志封面，转过头就被海夫纳请进豪宅。传言中，海夫纳一生与上千名兔女郎有过关系，他的后两任妻子都曾是《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
《邻人之妻》作者特立斯2010年最后一次拜访花花公子豪宅，83岁的海夫纳正与三个比自己小几十岁的金发女郎同居。
作为应对，休·海夫纳的大女儿克里斯蒂1980年代加入花花公子公司，很快晋升为副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