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叶焯山参加猎纸赛时的情景
仍不免有遗珠之憾与讨论空间
任何历史叙事都习惯于有头有尾的结局。张宁在初涉跑马运动研究时，曾发表专题论文——《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1946-195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2005，第97-136页），分析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共建国初期，鼎革前后的上海两届市政府收回跑马厅的过程，展现了在此过程中，华洋双方的拉锯与角力。我们知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采取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自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便有收回跑马厅的想法，并已展开实际操作，只是多有波折，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因对帝国主义全面改采敌对之态度，才克竟其功。但2020年出版本部学术专著时，不知是限于表达“文化转译”这一理论想法的需要，还是囿于“运动与殖民”“运动与娱乐”两大篇章结构的局限，有头无尾，本书对于上海“殖民社会的支柱”——跑马总会如何解散、跑马运动的如何终结，着墨不多。这对于想完整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
近代上海的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与法租界不同，与中国其他通商口岸诸国列强辟设的外国租界亦有不同，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历史“怪物”。一方面，它独立于中国政府，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另一方面，它又并非是哪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工部局由多国寡头统治，遵《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为宪法，执行纳税人会议的决议，时常与他国政府，甚至英国政府，发生激烈的冲突。清末民初之人常常不加注意，在英美租界合并之后，仍惯习将“公共租界”称呼为“英租界”。英国文化的确在公共租界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并不意味International（在当时中文常被翻译为“万国”）只是个虚饰的修辞，可以实际化约为“不列颠殖民地”（British Concession）。近来研究上海历史者往往不加注意此点，多有借用“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概念，“将上海视为英国广义帝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因为“非正式帝国”理论的提出，仍基于“帝国”的研究脉络，也许适应于英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但并不适应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过度注意英式文化存在的后果，会蔽障忽略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以本书所论述之“三跑”为例，“非正式帝国”的概念显然无法含括，或用以解读上海回力球运动的历史。公共租界更像是一处由各国殖民势力与华人精英共同经营的“城邦国家”（City-state）。几年前，我与德国Rudolf G. Wagner教授演戏席间闲谈时，他认为寰宇世界历史，似乎只和十四、十五世纪的北大西洋上的汉萨（Hansa）同盟城市与上海公共租界情形相近。而英国新锐学者Isabella Jackson的研究（Shaping Modern Shanghai: Colonialism in China’s Global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将其称之为 “Transnational Colonialism”（跨国殖民主义）。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所体验，有关上海的历史书写已经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程度，以至于有学者上世纪就提出了“Beyond Shanghai”（“上海之外”）的呐喊，但响应者却仍寥寥无几。以上海作为主角的叙事文本，近年来，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仍然一册接一册被敲打、印制出来。同所有被反复记述的历史主题一样，上海研究中良莠不齐是常态，浅尝辄止之作比比皆是。张宁这本《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显然属于“良”者一类，字里行间“心思”颇深，读来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本容易写成的学术专著，值得我们好好对待、仔细品读。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