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至清初，江西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又一次高峰，伴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江西的商人们以地域、行业等分类建立了各类商帮组织，修建以万寿宫为代表的江西会馆，普遍信仰许真君，对外统称“江右商帮”，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江西商人无论从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了前代，辉煌一时。伴随着“江右商帮”的兴盛，江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一批商业城镇蓬勃兴起，瓷器、茶叶、纸张、药材等“江西品牌”产品享誉日盛，成为各地商人争相囤积的奇品。
“江右商帮”的辉煌，体现在他们走南闯北，将江西影响力扩散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江右商帮”立足于江西大本营，在数百年中逐步向全国辐射，出现了向西南、东南、东、北几条重要商路，形成了商业辐射网。西线是江右商人较为活跃的主要地区，随着“江西填湖广”人口的迁移，江右商人们近走湖南湖北，远走云贵川，甚至在西藏也都有江右商人的身影。在湖广等地区，有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在人口稀少的云贵川，“江右商帮”不仅带去了商业模式，更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较为明显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开发。在东南，江右商人利用赣江水运和大庾岭商道的交通优势，通过珠江、闽江水系，渗透闽粤，甚至漂洋过海到达日本、琉球和东南亚。明代初期，饶州人程复因经商到琉球国，并被琉球国王委以重任，任国相兼左长史。庐陵欧阳修后裔欧阳云台，多年在日经商成为豪富，并在日本修建寺庙、建立会馆。在东线和北线，江右商人纵横于江浙，活跃于京师。清末扬州有八大盐商，江右商就占据了三席，撑起了扬州城的半边天，其中吉安庐陵县人周扶九是扬州最大盐商，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富可敌国，是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首富。
“江右商帮”的辉煌，体现在成就了瓷器、纸张、茶叶等“江西制造”的历史地位。江右商人以本地的土特产品为依托，有的在本地或本省经营，有的远走他省从事商业贸易，在不同的领域都创造了不同的辉煌。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经营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样，于是便有了临清药帮、河口纸帮、吉安布帮、景德镇瓷帮等。铅山河口镇的茶叶经信江、鄱阳湖、长江、汉江等水运，往北一直到达蒙古、俄罗斯，全程5000多公里，被称为万里茶路。在商人们的带动引领下，庐山云雾、遂川狗牯脑、浮梁茶、婺源绿茶及宁红茶等茶叶都获得过国际金奖，直到今天，江西茶叶的品质依旧为世人称道。除茶叶外，铅山县的连四纸也名播天下，据史料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景德镇的瓷器闻名海内外，成为“江右商帮”的主要经营货物。樟树中药市场庞大，建昌（南城）以中药饮片炮制而著称，“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建昌不灵”，“樟帮”与“京帮”、“川帮”并称为全国三大药帮，是我国中医药的一支重要力量。永修县雷发达开创“样式雷”，掌管清朝皇室建筑，创造了建筑设计的“烫样”，即建筑设计的模型。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今天中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建筑，有五分之一是“样式雷”家族的心血，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江右商帮”的辉煌，带动了一批商业城镇的迅速崛起。在“江右商帮”内部，也因地域关系分了不少商帮，比如南昌帮、抚州帮、吉安帮、丰城帮、饶州帮等本地商帮。随着商人们的足迹，沿着赣江商路和大庾岭商道，明清时期的赣州、九江、袁州、建昌、抚州等地均成了有名的商业都市。一些特色型市镇兴盛崛起，如以瓷业闻名的景德镇、以药材加工和贸易闻名的樟树镇、以纸业贸易闻名的河口镇和因转运贸易繁荣的吴城镇。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吴城镇人口均达到数万人，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在江西工商业地位举足轻重，被称为江西四大名镇，其中樟树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药都”，景德镇又与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镇。全国五大手工业中心中就有两个位于江西，分别是景德镇的制瓷业、铅山的造纸业。德兴、进贤、宜黄等地也分别因为冶金、制笔、夏布织造等商业的繁荣发育成商业城镇。“江右商帮”的兴盛还带动了外省城镇的发展。湖北重镇汉口，几大行业中均有江西商号，尤其是药材业，几乎被江西樟树商人所垄断。“江右商帮”足至湖南，为长沙、湘潭等地带去了繁荣，湘西凤凰古城成为江西商人的聚集地。“江右商帮”还带动了西南地区商业城镇的繁华，“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者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江右商帮”对云贵川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江右商帮”的辉煌，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西文化的繁荣。“江右商帮”热衷于回馈家乡，普遍存在着乐善好施的义举。在一些江右富商的总投资中，社会公益投资占有很大比重。据统计，江右商用于兴私塾、办书院、助科举、救灾赈荒、修桥铺路等社会性投资占其投资总量的70%以上。在江右商的鼎力支持下，教育得以发展，学田得以收租，江西的书院数量和规模居全国之冠，文化大幅进步，在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遍布全国的万寿宫，是“江右商帮”辉煌的重要标志。江西商人建立的会馆，一般都称呼其为万寿宫。伴随着“江右商帮”的足迹走向全国，万寿宫也在各地广泛兴建。哪里有江西移民，哪里就有江西商人，哪里有江西商人，哪里就有万寿宫。除了联谊乡情、团结互助、维护利益、协调关系外，万寿宫还具有同乡会、商会的功能。万寿宫内祭祀的许真君及其他神灵，则是江西商人们的精神寄托。据统计，明代江西会馆占北京会馆总数的34%，居各省之首。在南方，江西会馆占湖南地区会馆总数的46%，占云南地区会馆总数的38%，占贵州地区的34%。伴随着“江右商帮”走向国外，万寿宫也修建到了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最多时，达到了1500多座，成为江西的象征。
那么，“江右商帮”为何能迅速崛起创造历史的辉煌？原因有四，一是经济发展。得益于经济中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自唐朝开始，江南地区经济就有了较快发展，到两宋时期，江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先地区，其物产之丰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基本满足本地区需要外，还可以有剩余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供给外地市场。江西经济的发展为“江右商帮”的辉煌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江右商帮”便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营商业，积累资本，形成商帮。二是交通优势。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自古在区位和交通上就占据着重要地位。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以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等河流为脉络，以周边地区陆路交通为辅助，与水路一道，构成江西完整的水陆交通网。尤其是梅岭（大庾岭）古道的修建，打通了运河-长江-赣江-珠江的黄金水上贸易通道。江西与周边来往密切，为商帮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地交通便利。三是赣人性格。江西商人多系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不避艰险、勤俭持家，极具草根色彩。湖南人说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我们可以想象，在连绵阴雨中，年轻的江西小伙背起行囊，撑起雨伞，告别家人，为生计一人独闯天涯。运气好的，年老之时荣归故里；更多的则是惨淡经营漂泊异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江右商帮”遵守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理念，也为商帮的壮大积累了口碑。他们不卖假货、劣货，不抬高物价、欺行霸市，而且还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和气生财，公平待客”等一系列道德要求。四是人口流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北人南迁，每一次都有大量人口流入江西。北宋徽宗年间，江西地区人口446万余人，在全国领先。元代初期，江西地区人口占全国的23%。明代初期，在群众自发流动的基础上，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著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大迁徙。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刺激了商业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江右商帮”的发展和繁荣。
辉煌之下，难掩“江右商帮”的不足，和晋商、徽商相比，江右商总是小打小闹，见好就收，散而不强，知足常乐，缺少商业领军人物。归结原因，一是重诗书而轻商业。江西是文章节义之邦，儒家思想深厚，赣人大都坚守着“耕读为本，诗书持家”的传统价值观，重官轻商，缺乏逐利进取的商业精神。即使自己小有成功，也要订立家规，不准子孙后代经商，必须埋头读书考取功名。二是重小本经营轻创新精神。满足于小本经营，稍有成就便心满意足。不思进取，怯懦内向，怕为人先。谨小慎微，不轻易露富。彼此之间，猜忌内斗，不希望他人做大做强。经营商品品种单一，低水平竞争，缺少自身特色。三是重回馈社会轻资本积累。“江右商帮”资本相当分散，积累严重不足。有了商业利润后，大部分用于投资社会和生活需要，包括建祠修谱，增置田产，办学助读，修路盖房。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影响了江右商的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敌入侵，加之太平天国战争和交通条件的变化，“江右商帮”逐步走向衰落。
随着历史的推进，江右商被冠以新称谓“赣商”。新一代赣商埋头苦干，抢抓机遇，涌现出一批杰出代表和优秀企业。比如资源型企业江铜集团、江钨集团、赣南稀土，农业企业正邦集团、双胞胎、煌上煌，医药企业济民可信、江中集团、仁和药业，科技企业晶科能源、泰豪科技，文化旅游企业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旅游集团、绿滋肴等等。但与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或者与周边湖北、湖南相比，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埋头苦干，把握机遇，绿色崛起，再造赣商的新辉煌！
义门陈—世上无双族 天下第一家
在古代，家族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江西历史上人文鼎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族兴旺，名门望族多。中纪委网站“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总共推荐了一百多个家族，江西独占十分之一强。在这些名门望族中，有一个家族格外引人注目，她曾经创下了聚族3900余口15代不分家的世界奇观，在唐宋时期先后受到7位帝王的旌表，被御赐为“世上无双、天下第一”，创建了比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还早600余年的乌托邦社会。这个家族就是世居庐山南麓鄱阳湖畔九江市德安县的义门陈家族。
义门陈氏祖堂
义门陈源起
义门陈氏，亦称为江右陈氏、江州陈氏，源于南北朝时期的陈朝，创立于唐朝开元年间，兴盛于北宋时期。今天全球各地陈姓总人口在9000万左右，据说义门陈后人约有千万之众，于是有一种说法叫“天下陈氏出义门”。数字和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足见义门陈在陈氏家族的地位和分量。唐开元年间，陈朝宜都王陈叔明（陈后主的弟弟）第11世孙陈阔（字伯宣）举家迁居江州齐集里，合族同居上百年。陈阔的孙子陈旺于公元832年因官置产于德安县长乐里永清村，成为江州义门陈的肇基始祖。陈旺至四代孙陈兰，每代只一丁相传，至第五代陈青始生六子，世代农耕，人丁开始兴旺，江州陈氏成为当地望族。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唐僖宗李儇御笔亲题“义门陈氏”四字，义门陈由此而来。
聚族四千口
千人聚族为世上家族之无双。陈旺在德安县长乐里开基以后，义门陈氏人才辈出，日益昌盛。繁衍至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全家达320余口；到南唐保大十年间(公元947年-957年)，义门老幼700余口，十世同居；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义门人口增至千余；北宋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义门人口增至3900余口，人口达到顶峰，创造了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谐共处不分家的世界家族史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