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
由此可见，在培根这里，科学和宗教非但不是相互对立的，反而携手并进，服务于几乎相同的目的——恢复人因堕落而失去的完美的状态。只不过宗教恢复的是人的天真无罪的状态，科学技术是为了使人重获对造物的统治。
《创世记》里说，神要亚当“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1：28）。然而亚当在天真无罪的状态下对自然的管理或统治（Dominion），按照中世纪的寓意理解，并不是使万物臣服于他的意志，而是指他掌握万物的多重含义。根据寓意诠释，自然物是有含义的，恢复亚当原有的统治，在于从心灵上掌握自然的神学含义，并且控制、降服人这个小宇宙内部的动物——兽性的激情，从而更好地用理性来思考和生活。但是到了十七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彻底转变。在培根看来，哲学的真正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改变灵魂——他从内在转向了外在。培根说：“寻求知识不是为了获得宁静，而是为了恢复和重新赋予人……在受造之初所拥有的统治和权力。”可以说，培根第一次系统地尝试把哲学家的主要关注点，从如何道德地生活，变成如何对自然过程进行理解和重构。他最鲜明地表现出从沉思的生活（contemplative life）向行动的生活（active life）的发展。过去的“统治”是自我统治，而到了十七世纪，它被理解成统治现实的自然界。
于是，与堕落相伴随的物理损失，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弥补。可以说，人的使命有二：一是通过认识世界来模仿神的智慧，二是通过操纵世界来模仿神的力量。这两件事都是为了恢复与神的相似性。或许可以把认识世界、模仿神的智慧对应于科学，把操纵世界、模仿神的力量对应于技术。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些增强人类有限观察能力的工具，在十七世纪被发明出来，并非只是技术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背后还有很深的神学背景：用这些仪器来辅助人败坏的感官，以接近亚当堕落以前完满的感官状态。
伊甸园
与此同时，有人开始模仿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时的饮食习惯。一般认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是吃素的，这就为素食主义找到了某种历史渊源。也有人采用亚当的原始穿衣方式——不穿衣服。英文有一个词Adamites，亚当派，意思就是“裸体主义者”。还有一种弥补堕落损失的方式是通过园艺和农业来治理、修复地球。园艺业兴起于十六世纪，当时许多富贵人家自建园子，自己决定选种的植物，以及植物排列的形状，这就是小规模重建伊甸园的尝试。甚至现代博物馆馆长也以诺亚为原型，将世界各地搜集来的物品置于博物馆内，这亦是试图模仿或恢复原始诺亚的形象。园艺业扩展到更大范围就是农业。在一些人看来，耕种土地可以补救大洪水对地球造成的伤害，而荒野和空地代表杂乱无章，反映了这片土地上居民的堕落。例如美洲大陆的土著，就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荒废，说明他们是“懒惰的民族”。其实对于殖民的主要授权，就是神对亚当的明确命令——“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记》1：26-28）。我们的教科书里通常把殖民归为资本主义的贪婪，但其背后还有神学的理据——对于《圣经》里治理土地的字面理解。如果原住民没有尽到责任，管理好所属的土地，那就需要殖民者帮助管理。占领、保管和使用土地于是演变成了土地私有化原则，洛克后来在《政府论》等著作里有很详细的阐述。
语言变乱
为了扭转巴别塔之后语言变乱的损失，一些人试图重新发现亚当的语言，或者发明一种类似的符号系统。早期的尝试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征象”（signatures）学说，即认为自然物带有某种标记表明其用途。比如有的核桃长得像大脑，有的豆子长得像肾，它们这样长一定有其含义，好像一种原始的、自然本有的语言符号。但由这种语言可以解读出的内容太少了，这个尝试并不成功。第二种尝试是手势语言。聋哑人听不见，说不出话，发出的声音比较自然，他们的手势仿佛不受人为的干预。第三种尝试是体征语言，它基于人的头颅、面相、手相等自然赋予的特征。除此之外，有人相信亚当说的语言仍然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汉语是亚当的语言。在一些欧洲人看来，中国特别遥远，或许没有承受巴别塔一事的后果，但后来又有人提出异议：汉语特别难学，一个人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几年，可能也只能学到非常低级的水平，而自然语言不该那么难学，所以汉语绝不可能是自然语言。当然也有类似的认为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是自然语言的观点。
如果寻找原始语言的希望最终落空了，人们就退而求其次，试图发明而不是发现一种普遍的语言和文字。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一部著作是莱布尼茨的《论组合术》（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1666）。在1679年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把他的普遍语言计划称为“伟大的理性工具，它对心灵力量的推动将会超出望远镜对视觉能力的推动”。他又说，“纠正我们推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使之像数学家的推理一样确凿，从而使我们可以瞬间发现错误，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争论时，我们可以径直说：让我们算一下，看看谁是对的”。在他看来，两千年的哲学史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概念不清，所以要设计一种理想的普遍语言来避免争论。这一思路也可以被视为计算机的雏形。人类寻求完美的、原始的自然语言的尝试其实是一个极其有野心的计划，旨在彻底地解决一切问题。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世界语——把现有的几百种语言加工成一种最好的、最理想的语言——仍旧延续着这样的诉求。
《论组合术》插图
八
“自然之书”这个概念在十六、十七世纪依然存在，但它的含义已经和过去全然不同。这时的人们强调，自然之书优于人写的书。自然是一个普遍的文本，在编写《圣经》之前很久就有了自然，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族群的人都能读到它。对于自然之书的诠释，也不太有争议，因为所有人都可以面对简单的自然神学，自然哲学家可以扮演祭司的角色。宗教战争在十七世纪异常残酷，围绕《圣经》理解的分歧也是冲突的滥觞之一。十七世纪的许多人相信，“自然”是一个比启示更好的宗教权威。自然哲学家遵循某种意义上的自然宗教，用自然之书取代《圣经》之书，把前者视为最高经典。自然宗教将向所有人开放，易于理解，不会导致宗教战争。
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然无法提供救恩知识，因此才需要在《圣经》中寻找更直接的启示。从自然中只能推断出神的某一些品质，研究自然之书只是“神学的准备”。过去，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完全绑在一起，理解《圣经》不能脱离自然，理解自然也不能脱离《圣经》。但如今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完全分离了，光凭科学研究找不到启示，推不出神是如何拯救人类的。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牛顿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从自然之书中读不出这样的教义。三位一体在十七、十八世纪成为流行议题，便与上述背景有莫大的关系。十三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波那文图拉（1221-1274）曾说，“受造世界就像一本书，创造性的三位一体反映、呈现和书写于其中”。但到了培根的《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相关的论述则是：“正如所有制作物都显示了工匠的能力和技巧，而不是它的形象；因此，神的作品也显示了造物主的全能和智慧，但不是它的形象。”所谓神的形象即神的救赎的意志，《圣经》揭示神的救赎意志，自然揭示神的能力和技巧，二者分工不同。这样的理解和中世纪的理解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