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那文图拉
培根
福柯在《词与物》里说，十七世纪的知识基础经历了从基于相似性的诠释系统，到基于“分类学”（taxinomia）和“数学”（mathesis）的诠释系统的转变。所谓基于相似性的诠释系统，可以理解成基于寓意诠释和寓意解经的象征世界观；而基于“分类学”和“数学”的诠释系统”，“分类学”可以对应于自然志，“数学”可以对应于（数学化的）自然哲学。于是，现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就是从象征的、寓意的世界观，到自然物失去象征含义后，分成两支——自然志和自然哲学，由它们来重新组织自然物，这二者分别对应于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这两大现代科学的分支。而自然之书的可理解性，亦相应地从关乎自然物的象征属性，变成了关乎分类学秩序和数学秩序。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然志和自然哲学汇聚在一起，开拓出现代科学的地盘，成就了现代自然科学。
《词与物》初版本
可以说，在新的自然语言中，句法（syntax）战胜了语意（semantics）。“语意”即词的含义，是中世纪的寓意世界观所重视的。“句法”则强调词与词的关系，在现代数学的语言和分类学的语言中，物与物的关系是第一位的，物本身已经失去了含义。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里论证说，从自然事实中推不出价值。这进一步损害了自然的道德权威性。休谟还认为，按照传统的设计论证，从自然的特征中也得不出任何重要的神学结论。一百年后，达尔文说，生物的奇妙机制并不能为一个神圣的设计者提供证词，而是体现了数百万年来偶然事件的最终结果。达尔文之后，设计论证和物理神学便彻底衰落了。这种严厉的推理思路的产生，是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失去象征能力的又一个后果。神及其活动无法直接从自然中读取。
由此可以说，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这“两本书”，发展出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牛顿是一位极其伟大的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但他不满足于在这两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反而将大量精力用于炼金术和《圣经》研究，他有志于重新统一词的科学和物的科学，统一科学和《圣经》诠释。人们总说牛顿晚年研究神学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其实牛顿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神学，他想要成就的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事业，这种抱负远非常人所能理解。占星术、命理学、观相术等神秘学思潮总是一息尚存，或在不同的时代经历复兴，这表明人类依然渴望与自然界重新建立起联系。两本书的分离每每搅扰着人心，隐含着帕斯卡所说的最深的恐惧。
我在美国的导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他的科普名著《宇宙最初三分钟》里说：“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它就越显得没有意义。”科学虽然能从宇宙中清晰地解读出许多定律，但却和人没有关系，我们无法从中获得意义，这是每一个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科学思想史的先驱柯瓦雷在《牛顿研究》里写道：
在科学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位置。于是，科学的世界变得与生活世界疏离了，并与之完全分开，生活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两个世界：这意味着两种真理。或者根本没有真理。……这就是近代心灵的悲剧所在，它解决了宇宙之谜，却只是代之以另一个谜：近代心灵本身之谜。
《牛顿研究》，[法]亚历山大·柯瓦雷著，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出版，453页，79.00元
在科学的世界，尤其是数学的世界里，没有人的立足之地，笛卡尔的学说亦无法安放人的灵魂。人虽然可以解释宇宙万物，可以解释一切，却唯独没有办法解释他自己。帕斯卡在《思想录》里说：“现代人的所有不幸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不知道如何安宁地呆在屋子里。”也就是说，在数学的、同质的无限空间中，现代人的心灵无处安住。柯瓦雷和帕斯卡的这两段话最清楚透彻地揭示了现代人焦虑的根源。我们无法解读出自然的意义，那人生能解读出意义吗？一切都失去了更高的意义。虚无主义或许就植根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疏离，或者说《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的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