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关老爷像。
其实，蒙古人早在金元交替之际就已接触到关公信仰，鉴于解州池盐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他们很自然地延续了宋、金两朝在崇奉盐神关公这件事上的做法。待蒙古人凭借其空前的武功入主华夏、建立元朝之后，勇武过人的战神关公对他们来说定然有着独特的魅力。史料记载，元代宫廷举行的盛大佛事法会“游皇城”，抬关公神像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全国各地开始普遍建立关王庙，元大都城的民众受上层统治者的影响，也在端午节举行盛大的赛关王会。到了明后期，崛起于东北的清朝统治者将其与蒙古上层的关系比作是刘备与关羽，一来是以关羽的特殊地位笼络对方，二来则是利用关羽的忠义精神羁縻蒙古。清代，伴随着内地的驻屯官兵、旅蒙商人、垦荒民众拖家携口地来到蒙古地区，供奉战神、财神关公的庙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蒙古高原上，在归化城、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城镇都建有关帝庙。由此可见，骑马关老爷造像中出现蒙古文对联并不令人意外。
至于造像中藏文的出现，则与藏传佛教对于战神关公的吸纳，以及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皈依有关。
雍和宫藏清代关公唐卡。
元代，战神关公的形象就已传入藏传佛教。明代晚期以降，随着内地与藏区之间人员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藏传佛教文化占据主流的各藏区内陆续建立起一些关帝庙。尤其是在清朝前期出兵平定西藏、青海地方动乱之后，派驻当地的官兵也把对关帝的虔诚信仰带了进来。对于来自汉地的神灵关公，藏传佛教的章嘉活佛、土观活佛、六世班禅等活佛高僧并没有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出于加强藏区与中央之间的联系，维护藏与满汉各族的友好团结的考虑，通过撰写祈供文来详细介绍关公的来历和祭祀仪轨，将关公列入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行列。在祈供文中，章嘉活佛还现身说法，讲述了关公通过托梦方式帮助他躲过赴京途中的灾难，允诺守护佛法的故事。而关公红脸美髯的形象，与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赤尊赞、战神格萨尔等颇为相似，使得关公很容易被普通藏民附会为相应的神灵。
相传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海兰察统率清军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战争中，有一次清军因不熟悉地形而陷入敌人设的伏击圈，敌军恃险反扑，清军将士们虽然奋勇冲*，却仍无法突出重围。正当士气极其低落之时，忽见敌阵中火光四起，呐喊声震天，满汉士兵仿佛望见无数关公手持大刀*进敌营，藏族士兵似乎看到无数格萨尔王纵马*敌。在神灵的感召助阵下，清军士气大振，有如神兵天降，冲向敌阵，夺取战略高地，最终扭转战局，取得大胜。凯旋之后，士兵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在战斗中依稀看见的神灵，正是出征前动工修建的磨盘山关帝庙里供奉的关帝。从此，藏民又把这座关帝庙称作“格萨拉康”，也就是格萨尔神殿。可见，战神关公和格萨尔王虽在信奉者眼里有所区分，实际上却是一体的。
平定廓尔喀得胜图。
关公，就这样被接入藏传佛教的万神殿中，成为世代居住雪域高原的各民族共同崇拜的神灵，进而遍及整个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区。蒙古人因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建造海棠山关公像之时镌刻上藏文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关帝庙内的关帝雕像。
锡伯族心目中的“武圣箭神”
锡伯族是世居东北的民族，在跟汉族、蒙古族的文化交往中接受了关公信仰，康熙年间修建的锡伯家庙太平寺中就有关帝庙。在成建制地西迁新疆之后，锡伯族也把对于关公的虔诚信仰带了去，锡伯族所在的每个牛录都有供奉关公的庙宇。锡伯族是一个擅长射箭的民族，经常举行射箭比赛。在比赛之前，箭手们要共同拜箭神关公，以乞求能像关公那样百步穿杨、英勇无敌，取得比赛成功。关公也是戍守边关的锡伯族人无比尊崇的武圣。锡伯族至今仍有传说，在道光六年（1826）平定张格尔叛乱的关键之战浑巴什河战役中，500名锡伯族官兵与近万名张格尔叛军激战，幸得关公从天而降助阵，才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最终奠定整个战争的胜利。战后，锡伯营官兵铸造了一口大钟，钟扣铸有关公头像，钟身上刻着“忠义神武仁勇灵佑诸神帝君”的铭文。如果我们回头看清军反击廓尔喀入侵时出现的传说，就会发现，关公已经成为包括汉、满、藏、锡伯等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来入侵，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象征。
此外，西南地区普遍存在对关索的信仰，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关索是关公的第三子，最近研究发现，关索其实是关公本人在当地的变型。在苗族、白族、羌族、土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中，也都有着对于关公的独特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