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当然，丰子恺自年轻时就受到弘一大师的教诲，信仰佛教，至老不变。对于这种局面，他当然惭愧不安，每次收到法师的寄款，他回信总是说：“屡次承汇，受之有愧”、“所惠太厚，使弟受之有愧”、“如此惠爱，令人歉愧，领谢领谢”。这一类语言，布满了整本书信集。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丰子恺居士觉得愧疚，但同时他也主动开口索要一些当时在中国难以购买的东西，譬如打火机的“电石”（米粒般大小）、胡椒粉等等。他信中索要五六粒电石，法师豪迈，寄了千粒，丰子恺算了算，够用五十年。丰先生信中还写道：“所惜国内香烟好者极少，不能常得。有之，亦不甚美味。此可憾也。”（见1960年3月20日信）很快，法师就给他寄了三五牌香烟来了。他回信说：“三五牌十余年不吸矣，今日试吸，觉香味倍佳。”
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时空来谈这个问题，若当时国内物资供应充足，丰子恺自然不会这样做的。人，总有物欲之追求，越是缺乏越是渴望，丰子恺也不能免俗。再说，丰子恺和洽师的关系非比寻常，广洽法师曾说“子恺居士对衲情同手足”，正是因为这层僧俗之间的深厚友情，才使他放下顾忌，敢于开口索赠。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于法师的不断惠赐，丰子恺也不是“白拿”，他也不断的寄画回赠给法师，尽他所能供养三宝。在1959年2月4日的信中，丰子恺写道：“一月廿六日寄上（航空挂号）佛像四帧，想可收到。弟多年不作佛像，然近来承嘱，并不技术荒疏。盖昔年为纪念弘师涅槃，曾在重庆画佛像千尊，分送信善，每尊一百零八笔，每笔念佛号一声。十余年不作，此技法并不生疏。”这段话，透露出1949年之后，新中国不鼓励画佛，丰子恺基本上不绘制佛教题材作品了，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画佛像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即使十多年不碰，一上手仍旧熟练。丰子恺所绘佛像，常有题识“百零八笔成佛”之语。
丰子恺为广洽法师贺寿画作
1960年8月19日信函中，丰子恺告诉洽师：“前日由邮（非航空）寄上屏一堂（四条），写清朝爱国诗人黄遵宪诗，想在此信到后可以寄达。黄曾为新加坡领事，此屏可装裱悬挂弥陀学校，藉以鼓励学生爱国。”黄遵宪在新加坡任职总领事三年（1891-1894），至今海南会馆还保存一对黄遵宪书写的楹联。丰先生书写黄遵宪的诗，赠与法师创办的弥陀学校，倒也恰到好处。
丰子恺绘广洽法师画像
书札中丰子恺提及多位南洋高僧及社会各界名流，如：妙灯长老、广净法师、宏船法师、竺摩法师、黄曼士、高文显、郑子瑜、黄奕欢、连士升、潘慧安、陈光别……他们多是托广洽法师向丰子恺购画或托法师代为求画。举一例来说，黄曼士是大收藏家，他和徐悲鸿的友情广为流传，在此不赘。黄曼士喜欢收藏扇子，室名百扇斋，号百扇老人。他托法师代购丰子恺的扇面一帧。
书信中，涉及陈光别居士的不少。陈光别信佛甚虔，1977至1999年担任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达22年，对居士林的稳步发展，贡献巨大。他是广洽法师的至交，经洽师引介，结识了丰子恺。1966年5月，陈光别抵上海，丰在功德林备素筵招待，丰告诉法师“虽相见只二三次，深知其人温良和蔼，可谓益友”。1971年10月，陈光别探访中国，本打算来上海看望丰子恺，后行程有变。丰给洽师写信汇报：“昨得陈光别先生由广州寄下包裹一个，内有法师所惠西洋参一包，又承光别先生惠赐燕窝一匣。……弟未得谋面，至深遗憾也。”他同时给儿子新枚去信道：“此人（陈光别）乃厦门大富人，在新加坡开‘陈光别百货公司’。昔年来沪，我在功德林设宴招待他。今则已无全席，我亦病中不招待了。我已写好一联送他：光天化日龙吟细，别院微风鹤梦长。此联当胜于饮食招待。”他把光别嵌入上下联首字，倒也用心了，丰子恺后来将此联寄给洽师，托法师转交陈居士。
在丰子恺的书信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小心翼翼，像他这样的旧式文人，在新时代的政治气候下，必须站稳立场，紧跟时代，歌功颂德，尤其和海外亲友通信，需正面宣传祖国建设。在1958年即中国大跃进年代丰子恺写的一封信里，道：“国内劳动热情甚高（儿童少年壮年皆参加，惟老者不预焉），粮食钢铁产量大增，富足可喜。”1964年10月23日信，又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成功，此后世界和平大有保障，此亦一大‘护生’功德，至可欣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