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 《捷报》
1965年秋天，广洽法师终于去上海和丰子恺居士会晤。1948年底，他俩在厦门见过，“相别十六七年矣，能在沪再晤，幸何如之！”丰子恺还陪同洽师去杭州虎跑祭拜弘一法师塔墓；又去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老居士，三人合影纪念。这张照片至今还挂在薝蔔院里。之前，通过丰子恺的介绍，法师也和马一浮结交。这次三人得以相聚，因缘圆满。广洽法师回国的时机真是好，若迟一年回来，大概情况就不同了。
丰子恺画《弘一法师像》
这次洽师返国，还将印光大师的雕像带去。这尊印祖雕像，说来话长，1939年，新加坡来了一位奥地利雕刻家和画家卡尔·杜迪希。杜迪希在新加坡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结交了郁达夫、广洽法师、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也完成了不少艺术品。郁达夫有两篇文章《介绍雕刻家杜迪希（Karl Duldig）》和《印光法师塑像小记》写到这位雕塑家。从郁达夫后一篇文章可知，广洽法师请杜迪希塑了一尊印光法师雕像，雕像完成后，先送至郁达夫处，郁达夫又送到了广洽法师那里。看了郁的文章，我一直惦记着这尊雕像的下落，读了丰信，才知洽师在1965年就将此宝物携带回故国，信中丰子恺建议“印光大师雕像供养在苏州灵岩山最妥”。最后印祖雕像是否安置在灵岩山，“文革”中是否保留下来，均不得知，不过，至少有了一个线索可寻。
随着1966年的到来，丰子恺行事愈加谨慎，他曾翻译日本人汤次了荣的《大乘起信论新释》，译稿寄给洽师，1973在星洲出版。他给法师的信里说：“此稿系弟廿余年前旧译，今法师在海外出版，望不署我姓名，而写‘无名氏’。发行范围亦请局限于宗教界，并勿在报刊上宣传。再者：国内不需要此种宣传唯心之书，故出版后请勿寄来。专此奉告。”请勿寄来四字下面还加了点，以示着重。信里丰子恺说《大乘起信论新释》是他二十多年前旧译，这是打了个“方便妄语”，因为“文革”期间，不少寺庙被毁，佛教也成了封建迷信，不准宣传。说是旧译，免得惹上政治麻烦。实际上是他新近翻译的。1971年6月27日给幼子新枚去信曰“昨日我忽然想起一件工作，是极有意义的，佛教中有一部重要著作，叫《大乘起信论》，是马鸣（印度人）菩萨所著。日本人详加注解，使人便于理解。我当年读此书受感动，因而信奉佛教。……今拟每日早晨译若干。全用繁体字。将来交广洽法师用匿名出版，对佛法实有极大的功德。”接下来在给新枚的信中多次提到翻译此书的情况，而且总是叫儿子“此信看后毁弃”，可见译大乘一事，他是偷偷做的，不让外人知道。1971年7月22日在给新枚的家书里又说：“早上研习哲学（已成五分之一，已给朱幼兰拿去看），真能自得其乐。”这里的哲学，就是指《大乘起信论新释》，后来丰子恺不写书名，就用“哲学”暗指《大乘起信论新释》，也是家书里的隐语。朱幼兰是丰子恺的佛友、书法家，两人私交甚笃。
还有一件事，更能反映出丰子恺的紧张心态。护生画第五集1966年在新加坡出版，其中有一张，编辑错把一幅1946年的旧画《月子弯弯……》收进来，丰子恺看到画册后，很是恐慌，连忙写信告诉法师：“不料尊处编刊人不小心，误将此旧画配在跋诗上，实甚不妥（弟将犯诋毁新中国之罪）。”丰子恺建议将此画切去，或在此画上加盖一枚1946印章。大家都知道1966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丰子恺能不提心吊胆，所以信中用了“弟将犯诋毁新中国之罪”这样的词句。1960年，在老市长陈毅的指定下，丰子恺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文革”发生，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挨斗，抄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6000元人民币存款），房屋也被占。不过，在给洽师的信里，丰先生只字不提所受之苦之冤，顶多说说“革命运动大约夏季以前总可以结束。结束以后，弟决心辞职，或受撤职处分。”他就这样天天盼望着有个结果，盼望着退还钱物。一直到1972年底才结案，1972年12月30日他在给新枚的信中写道：“今日（十二月卅日）画院工宣队来人，告知我，我已于上周五解放，作为自由职业者，内部矛盾。”
丰子恺《豁然开朗》
丰子恺是我最敬佩的散文家之一，他的随笔有一种朴素的情韵与格调，这与他“内心有佛”不无关系。他翻译的《源氏物语》也是我喜爱的一本书，先生的译笔自成一家，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他风格独特的“丰家样”漫画，既在美学上、艺术上，也在道德上教育了我们。
《子恺书信》(中) 海豚出版社 2013年
从他给广洽法师的200通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丰子恺的一生，勤勤恳恳，端端正正，念佛护生，功德无量。他多才多艺，可敬可佩，但也可叹可悯，令人感慨。
责任编辑：陆斯嘉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