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时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图源：bilibili）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种刺耳的喧嚣让我感到绝望”，哈贝马斯在就自己的著作《分裂的西方》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断根化”的时代，那些从罗马时代就延续而来的共识或许正在失效，怪诞的是亦没有系统的新秩序形成。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交通的变革使得全球时空被压缩，地球村好像实现了，但是现代性塑造的一切却在痛击世界主义，资本市场的控制、民族国家意识的对立以及为隔离而设计的签证制度，致使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自由地实现国际流动，大多数人没有资格拥有世界公民的身份。
“精神罗马人”本该拥有的地球村愿景变成了一个天真的笑话，也不难发现如今这个词的话语实践只保留了它戏谑的那一部分意义。
比如，精罗们惊喜地发现，拉丁语里的中国也可以简称为SPQR（Sino Populusque Republic），现代中国成了罗马文明投胎的产物，成了精罗们口中“第四罗马”。那些挥舞着“SPQR”旗帜的人们是真的要恢复罗马的世界主义精神吗？其实未必，精罗们或许只是在现实的泥潭中寻找一些自我安慰罢了。
部分精罗把中国视为“第四罗马”（图源：知乎）
今天的世界哪怕相比十年前，或许都是更加分离的。我们一度如此迷醉于“全球化”，但如今地球村的愿望正在离我们远去。
美国政治家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具有不可调和的区别，他预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冲突论遭到了众多世界主义者的抨击，比如著名理论家萨义德曾说，亨廷顿在制造关于文明的迷思，因为他试图告诉人们文明的核心有多么浑然天成，因而彼此不可理解，只能够走向冲突。而看看我们今天的世界，脱欧、特朗普、贸易战……世界正朝着对立、分离的未来一路狂奔。
所以，我们需要呼唤真正的“精罗”，需要呼唤罗马精神，需要呼唤一种站在“文明冲突论”之外的真正的世界主义精神。
在如此思路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但不应该“精罗落泪”，反而要“精罗狂喜”。
因为如果仔细了解这座城市的命运就会知道这是一座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真正实践“四海一家”信念的城市，文明的碰撞非但没有毁灭任何一种文明，反而造成了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文明间的对话是可能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我住的地方像极了巴别塔：在佩拉，他们说土耳其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俄罗斯语、斯拉沃尼亚语(Slavonians)、瓦拉几亚语(Wallachian)、德语、荷兰语、法语、英语、 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服务生)同时学习所有这些语言，但程度还没好到能够读写。”
我们可以从1717年到1718年，在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写给友人的信件中一窥这座城市迷人的世界主义。由于积极地欢迎移民，穆斯林重建的这座城市迅速的发展成了世界性大都会。了解伊斯坦布尔，就能了解四海一家的意义。这座城市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世界的公民。
一个超越了“文明冲突论”而真正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精罗”无论如何不应该不对这样的情形感到欣慰。或许像《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作者贝塔斯休斯总结的一样：
“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最后我们身居何处，我们都会明白，虽然人类有许多面孔，却共享一颗同样富有人情味的心。”
新书上架
“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伊斯坦布尔必定是它的首都。”一座拥有三个名字的城市，见证拜占庭、奥斯曼两大帝国的兴衰变幻。
本书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讲起，直到20世纪，前后贯穿近八千年，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尔的故事融会贯通，写于一书，以平易生动的叙事、翔实严 谨的实地考察和优美的笔调，探索这座“世界之都”，如何能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光阴中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探究它如何在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交融影响下，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特质。
正如法国将军拿破仑所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的话，伊斯坦布尔必定是它的首都”。经由这一本书，我们将重新理解，什么是“世界性”，以及，作为世界公民的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