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比起家庭主妇，她更加厌恶那些用“女人味”做生意的人。她习惯用言语解释一切，但是碰上妓女和陪酒女郎，她就完全放弃逻辑，全盘否定。此外，她对女性特有的工作（好比空姐和公司前台接待员）也有本质上相通的厌恶，尽管不及对陪酒女郎的厌恶。她也意识到自己对性工作者和陪酒女郎的排斥超出了逻辑的范畴，将其归因于“自己成长在一个从事服务业的家庭”，但我认为这个解释不够充分。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是日式酒家的养女，后来嫁进了我外公家开的日式旅馆。所以在母亲看来，她的奶奶、外婆和母亲都是在酒席上招呼男性宾客的陪酒女郎。我的外公在别处成功创业，而且非常注重教育，所以母亲和她的弟弟们有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母亲经常自嘲说，她的娘家是没有书香味的商贾人家，她的祖母和母亲成天跟醉醺醺的客人打交道。
总的来说，她强烈排斥卖弄“女人味”，但与此同时，她也有略显异常的外表至上主义倾向。化妆品和衣服的数量就不用说了，当上大学老师后，她甚至会花上一个星期反复重拍用于讲师资料的照片，显得分外执拗。而且她的这种执拗不是单纯对服饰或美的热爱，而显然是执拗于“持续做男性欲想的对象”。如果得不到“美女”“真显年轻”的夸奖，不被男人欲想，她宁可不出去抛头露面。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一家人住在英国，当时她重读了研究生，成了一名儿童文学专家。但儿童文学协会和研究室里很少有打扮张扬的人，大多数人都比较朴素，不关心自己是否性感。而母亲很不愿意被人拿来和那些“土气的学者”相提并论。90年代的美剧对“女性主义者”抱有刻板印象，总把她们描绘得胖如斗牛犬、对男人深恶痛绝、脾气暴躁。我记得母亲就经常嘲笑她在儿童文学学术会议上遇到的女性，把对男性毫无吸引力的她们比作这类角色。我却觉得电视剧里的刻板人物更自洽，母亲反倒充满矛盾和倒错。简而言之，她似乎把“做一个吸引男性的女人”看得比什么都有价值，却发自内心地瞧不起那些公然将之兑换成金钱的女人。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
因此正如您精准指出的那样，我进入直接将性商品化的性产业，确实与母亲厌恶、拒绝理解那个世界有关。我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母亲亲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你染指暴力或诈骗，而不是当一个妓女，那样我好歹还能够支持你。”哪怕在《日经新闻》工作时，我也会抽空去夜总会陪酒，离职后又找了一家俱乐部上班。我离开这一行是在2016年，也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一年。一方面是因为我忙于照顾她，之后又要操办后事，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好歹在母亲的最后时刻听她一句劝”的念头。但事实是，她一走，夜班的吸引力和我置身于夜世界的意义都立刻打了对折。
我不知道“想跳出母亲的理解范围”这个念头占了多大的比重，也不知道“我自己想要理解母亲最猛烈否定、拒绝理解、不想用逻辑解释的东西”又占了多大的比重。但我确实厌恶母亲的心态。她绝对意识到了男性的凝视，却从不实际交易。她希望被星探相中，但绝不会答应。她明明渴望成为价格昂贵的商品，却鄙视那些实际出卖自己的女人，这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彻底卖掉了自己。这固然有些鲁莽，但也是为了排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而母亲直到最后都拒绝理解我的行为。表面上，我以为我想被理解，她的不理解让我很痛苦，但实际上，我也许并不希望她理解我。母亲还说，我可能是“在成长过程中太过顺利地得到了父母的爱与理解，所以想考验它有多么坚若磐石”。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是想通过做他们最讨厌、最不可能理解的事情来摸清父母的爱和理解的极限。现在回想起来，对母亲而言，“超越言语的东西”就是爱的所在和对妓女的厌恶。考验绝对的爱和成为妓女，这两件事在我心里确实与母女关系密不可分。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母亲全力以赴地爱着我。与此同时，我也一直是她研究的对象。本来母亲研究的就是绘本能向孩子展示怎样的世界，以及如何与孩子产生关系，而我就是她唯一的真实样本。她从不回避言语层面的相互理解，这种性格促使她一直追着我跑，试图去理解我。我从小过得很自由，大人从不强迫我学习或工作，也不要求我打扮成他们中意的样子。但这种自由也让我毛骨悚然，仿佛母亲在拿我做实验，并饶有兴致地观察实验结果。在与母亲交谈时，我总觉得自己说的每句话对她来说都有既视感，是她能报出名字的现象，全无新的惊喜。我感到母亲热衷于育儿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研究。
一提起母亲，我的文字就会变得涣散，没完没了。尽管她已经不在了，我也自由了，但关于母亲的若干疑问还如鬼魂一般纠缠着我，其中大约有三个与我目前的问题直接挂钩。
我在上一封信里写道，我十分抵触讲述自己遭受的“伤害”、以受害者的身份发声。而您引导我说，自称受害者才是强大的证明。我格外抵触作为受害者发声的理由之一，确实是无法容忍自己是“弱者”。
其实我非常内疚，因为我进入了一个被母亲定性为“不像话、不美、愚蠢和肮脏”的世界，以至于我不禁认为，就算我为此遭受辱骂和性暴力，那也是咎由自取。不过我不确定这和恐弱是不是一回事。我零星记录了与母亲的对话，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进入夜世界，为了一点小钱将身*给男人，就意味着放弃“当因此受伤时说自己受伤了”的权利。
您在上个月的回信中提到了记者伊藤诗织。我发自内心地尊敬她。但我无法像她那样表达。我只能通过咒骂、嘲笑自己的愚蠢，吞下我遭受的性暴力和辱骂。恐怕无数与暴力咫尺之遥的夜班女性都是这样。我也意识到，这种态度很接近二次伤害、自我负责论等观点，都会令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需要明确的是，我无意指摘受害女性行为愚蠢。但事关自己时，我从未摆脱“我无权成为受害者”的想法。因为在畏惧批评与沮丧之前，我早已对自己说尽了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妄言，根本无须他人发话。我有这样一种意识：在进入深爱自己的母亲否定的世界时，我就已经扛下了今后可能发生的所有伤害。
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我不曾把这种态度强加于人，但正如您在上个月回信中写的那样，“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的女人对男人而言是多么好对付，考虑到这点，我便无法忽视我这样的人有可能促进剥削结构的持续再生产，而这也是我最大的烦恼之一。在已经失去母亲的当下，我是否还有可能坚强一些，坚强到能在某种程度上原谅自己的愚蠢，称自己为受害者呢？讲述自己的愚蠢，又会不会伤害其他受害者呢？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当我离开报社，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时，母亲十分担忧我毫不在乎自己如何被消费。看到周刊曝光我的过去，我自然是不情愿的，但这就是我的过去，所以我没有立场提出抗议。当然，既然被曝出前AV女演员的经历，那只要我继续抛头露面，发表文章，必然会有人接连不断地以我不情愿的方式消费我。我认为这种不快本身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的。我演过AV是不争的事实，我也没有权利拒绝别人把我当作“前AV女演员”。参加活动、上电视的时候，主办方和节目组会对我提出特殊的着装要求。周刊等媒体也会提议把当年的AV照片而不是近照放在简介的显眼处。这些要求我都会接受。一方面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实力比不过这段经历，一方面是害怕一旦拒绝就会被抛弃。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我总觉得被这样对待是必然代价，本就包含在了报酬中。
有时我也会感到疲惫，不知道要承受这样的对待到什么时候。这本身不是什么值得骄傲或悲观的事情。但我最近一直在想，母亲的忧虑可能更深一层。好比上一期的主题“情色资本”，我接受所有针对我用词不当的批评，因为我确实在那次对谈的最终稿里使用了“情色资本”，但我在对谈中用的不是这个词。我在所有书中使用的都是“性的商品化”“身体的商品价值”这样的说法，因为用惯了这些表达，也觉得它们比较贴切。整理对谈稿件的人联系我说，因为我们是从哈基姆的书聊起的，所以他们决定把我使用的那些说法和橘先生使用的外来语erotic capital统一成“情色资本”。我没怎么抵触，也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对方给出的理由是我们提到了哈基姆的书，但我后来意识到，他们大概更看重在标题里加上“情色”二字，再配上我的照片。在您点明之前，我没有琢磨过“情色资本”一词的不准确性，所以这件事确实是我考虑不周。最后的结果是，那篇报道除了伤害部分女性的自尊心，取悦了广大男性读者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早已见惯媒体拿我的照片配上带有“情色”二字的标题，所以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是从结果看，我承受的这种消费确实传播了让女性不适的言辞，我也为此感到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