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政治》，[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
我也知道我的部分作品常被用来为男性开脱。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有些文章被用作攻击女性主义者的武器。所以我经常被一些主要在网上匿名行动的女性主义者抨击。这不是我的本意。要知道，那些男人只会粗粗扫视我的文章，断章取义在所难免。其实我最近很少写关于女性问题的文章，因为觉得与其让保守的男人利用我的文字攻击女性，还不如干脆不写。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母亲所忧虑的也许是我不在乎自己作为“夜班女”被消费的态度会像这样受人利用，进而伤害到其他女性，而不是我自己的尊严。
可那样也很不自由。我写过很多针对男性的坏话，但我成为作家的初衷是想书写女人的故事。我见过太多男人的糟糕之处，时而回过神来，也能看到自己的愚蠢。而且我也与许多人一样，看到了女性内心的种种矛盾。母亲的矛盾、我的矛盾、我那些为爱痴狂的朋友的矛盾，还有女人的愚蠢都是我的主题，也是我立志写作的根源。我不为取悦男人而写，但也不愿意为了不取悦男人而选择不写。我不希望我因为“会取悦男人”而被剥夺说话的权利。
我承认我的实力还不过硬，尽管如此，我还是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它们出自心怀矛盾、被矛盾所伤、又享受着矛盾的女性之手。我不愿无视与我感同身受的女性。我知道，如果我在写作时充分考虑各个层面，就不会被事与愿违地利用；也知道如果我写的东西足够精炼，就可以避免男人的肆意曲解。我可以忍受他人将利刃对准自己，却不愿意看到我的文字被改造成指向他人的锋利武器。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是我的另一大烦恼。我有没有可能只写自己，同时避免一切取悦男人的可能性呢？
您在回信中提到，您的“扔进阴沟”言论遭到了部分性工作者的抗议。其实在那篇采访刚发出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了这件事。我也很好奇男人为何会如此无知无觉，而性工作者又为何会如此自我意识过剩。当时我刚好在幻冬舍的网站上有个随笔专栏，就在连载中提了几笔。据我猜测，男人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阴沟，而性工作者又隐约察觉到自己把身心扔进了阴沟，所以才会那么生气。无知无觉到极点的男人察觉不到自己有可能被瞧不起，却会截取那些看似可以用来攻击女性的语句，着实精明（反之，女性非常清楚她们可能会被蔑视，所以对再细微的表达也极为敏感）。
母亲还留下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自从涉足夜世界之后，我再也没有真正面对过恋爱。然而在她看来，恋爱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过再往下写，篇幅就太长了。刚巧下次的主题是性爱，到时候再与您细聊好了。
2020年6月10日
铃木凉美
回信
铃木凉美女士：
感谢你寄来坦率而诚实的回信。
这次的主题是“母女”。看完你的回信，我痛感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长大的环境。你母亲的人生态度一定对你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好坏。如果她不是这样一个人，你也许就不会选择这条路了。与此同时，我也再次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因为我没有一个如此智慧而强大的母亲，不至于受到如此深远的影响。不过细细想来，我那位对女儿缺乏理解的母亲留下的“遗产”，便是我不结婚生子的选择。如此看来，母亲的影响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我的人生。
你的母亲“从不放弃在言语上与人达成理解”，而且你们母女“长期通过书信对话”，这着实教人羡慕，也非常罕见。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匣子里发现了我从世界各地寄回的明信片。她都小心收着，没有扔掉。但明信片上的话不过是敷衍的“嘘寒问暖”罢了。我与母亲自始至终没有进行过触及各自人生态度核心的对话。相较之下，要求你将心中所想全部“转化为语言”的环境确实是一种控制，不过与此同时，你应该也得到了锻炼。身为作家，你此刻拥有的语言能力不仅是这些年的经历构筑起来的，更是在家庭环境中培养出来的，称之为天赋也不为过。在这次来信中，你的语言能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母亲能力的影响，也与女儿自身的能力息息相关。在许多被母亲用巨大的爱与智慧牢牢捆住的女儿中，肯定有人无法获得自我意识，甚至走上自毁之路，你却有足够的力量精准攻击母亲的阿喀琉斯之踵。
电影《妈妈！》剧照。
读到你对母亲的描述时，我不禁想象：如果我有一个像你一样聪慧的女儿，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如果我有一个与自己无比亲近的女儿，如果她会毫不留情地剜起我的矛盾、我的模棱两可、我的局限与狡猾……她又会如何描述我呢？
最能犀利看穿母亲“看似合理实则矛盾”的是女儿，被这些矛盾所捉弄的也是女儿。最近，我接受某育儿杂志的采访，主题是我的成长经历。在采访的最后，采访者抛出终极问题：“对你来说，父母是什么？”我竟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扰人的麻烦。”这个答案出乎意料，报出这个答案的自己更令我惊讶。孩子无法选择父母。什么样的父母对于被迫成为其子女的孩子来说都是“扰人的麻烦”。强势的父母是强势的麻烦，弱势的父母是弱势的麻烦。已故的津岛佑子女士在离婚成为单亲妈妈之后，在孩子面前上演了种种情感纠葛。她告诉自己：“以这种方式卷入父母的人生就是为人子女的宿命。”我通过不生孩子避免了沦为别人眼中的“麻烦”，不过我有时也觉得，这是因为我没有足够强大的自我主义（说成“生命力”也行），无法强行将别人的人生卷进我的领域。我本以为只要称父母为“扰人的麻烦”，就会遭到“不孝子”“忘恩负义”之类的抨击，没想到大部分读者都点头称是。一位刚为人母的年轻女性发来感言说，“我会努力不给孩子平添烦扰的”，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年轻的父母仍然清楚记得自己的童年经历吧。不过话说回来，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很多人却把当年（完全无助的时候）受过的苦忘得一干二净，这着实不可思议。
人是复杂的。我从未见过你的母亲，也不太想根据零碎的信息对她进行类型化的描述，不过让你感到费解的那一系列行为，都是聪慧的精英女性常会采用的生存策略，即“我跟她们不一样”。不同于广大同龄女性，你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智识能力抱有自信且颇感自豪。即便已经结婚生子，她仍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寻常的家庭主妇”是“不一样”的。置身高学历精英云集的学术会议时，她也认为自己和只会死读书的优等生型女性学者“不一样”。你母亲的研究方向是儿童文学。就生存策略而言，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这样一个女性学者占绝大多数的研究领域，她不必与男性竞争，旁人也不会质疑她“喜欢孩子”的“母性”。
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剧照。
女性这种“我跟她们不一样”的意识与外表至上主义挂钩也是顺理成章。女性从小暴露在男性评价的视线中，但男人评价的并非女性的智慧，而是更简单易懂的外表。我在美国的精英女性群体中见过好几位穿着格外性感的女士。每次见到那样的人，我都很疑惑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别。我们也可以说，恰恰是她对自身社会地位和能力的自豪感反过来允许她走性感路线。这其实是一种炫耀，言外之意：作为一个女人，我有足够的商品价值，但我偏不卖，不卖我也能过得很好。我不知道你母亲的异性缘怎么样，也不知道她是否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有过危险的艳遇，但在我看来，她那富有女性魅力的外表更像是在女性世界里展现优越感的工具，而不仅是用于吸引男性的元素。不过这种“我跟寻常的家庭主妇不一样”“我跟普通的女性学者不一样”的意识其实建立在厌女症之上。因为这种态度拒绝与那些只能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和刻苦成为学者的女性共情，也拒绝理解她们走过的人生路。
在这类女性看来，除了出卖女性元素别无选择、最后也确实走了这条路的女性是令人唾弃的。对你的母亲来说，她做出的选择就是全身心地拒绝娘家的母亲和两位祖母做过的事。从这个角度看，你的母亲也受制于自己的成长经历。而作为孙辈，你一定是想用母亲最讨厌的选择来考验她的极限，而且还是以双方都会流血的最残忍的方式。
你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放弃“成为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在受伤时说自己受伤了”。你选择成为AV女演员，没有受到任何人、任何环境因素的强迫，所以“自我决定”的问题时刻纠缠着你。总是成对出现的“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不允许你把选择的代价归咎于任何人。你所说的“内疚”指的也是伴随这种自我决定的内疚吧。
《回归家庭？》，[英]沙尼·奥加德著，刘昱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没有什么比“自我决定”更能满足精英女性的强烈自负，也没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能让精英女性远离女性主义。也许你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但十年的夜班经历让你学到了“女人和男人各有各的愚蠢”，帮助你摆脱了洗脑，这说不定是好事一桩。
但刚刚迈入性产业时，我猜你也许并没有想到代价会如此昂贵。我所说的“代价”不单单是过去的污名将长期困扰你。你是不是也在现场实际受到了伤害？
性产业建立在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称上。不难想象，女性在实地会饱尝怎样的性别歧视、侮辱、虐待、暴力和剥削……前面提到的二村导演就曾明确指出，色情制品是“（女性）侮辱的商品化”。而这种“侮辱”正是男性性幻想的体现。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怎么样都忍得了”“我没那么脆弱，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受伤”……无数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说过类似的话。甚至有少女把解离当成一种技巧，说只要“灵魂出窍”二十分钟就完事了。她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贬低自己的经历。
男人们则巧妙利用了这一点。“别小题大做”“这没什么大不了”“又不会少一块肉”……看到这里，不难意识到这些正是性*扰者和色狼的口头禅。再加上“自我决定”，就变成了“明明是你自愿的”“你不是就盼着我这么干吗”“瞧你那很享受的样子”……贬低（对男性不利的）女性经历、为自己免责是男性的惯用套路。他们巴不得有女性将其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