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最初产生于唐代，由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演变而来。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于东都洛阳乾元殿东廊纂写四部书，因号乾元院。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在京师长安明福门外设立了丽正书院，于开元十三年，改称为集贤殿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
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在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书院属于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也是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聚徒讲授和研究学问乃至科举考试的场所，具有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性。
中国正式的教育制度发展于宋代，由朱熹创立。宋初提倡文治，朝廷崇尚儒术，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所以鼓励民间办书院。当时，由富商以及学者们自行筹款，在山林的僻静处建造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而朝廷也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这些支持促进了宋初书院的兴盛。
在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时期，尤其在庆历新政之后，书院可谓盛极一时。随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而宋初官学却又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们求学的需求大却苦无其所，这时的书院应运而生，直接起到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当时比较著名的四大书院有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以及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这些书院都由大儒主持掌管，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
一、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是五代后晋时期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并正式赐额“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今）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因此应天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又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随后由于晏珠和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元代赵孟瞓在《义学记》里记载：“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受知府晏殊的聘请，主持掌管应天府书院。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应天府书院学子王尧臣和赵鰖分别中得状元和探花。范仲淹自主持书院后，“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为北宋培养了大批人才，如王尧臣、赵鰖、张方平、富弼、孙复、石介等。史载有“宋人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
（柱石：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讲学时的遗物）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期间，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要求“为学之序”和“读书之序”，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最后都要落实到“行”上。《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六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应天府书院的基本课程除了儒家、道家、墨家经典的《诗》《书》《礼》《易》《乐》以及《墨子》《道德经》《春秋》等外，还授教《艺文》和《易经》两门课，同时按照书院学生们不同的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设立的课程主张学以致用，并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的“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於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 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以德为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大多以提纲挈领为主，并不作逐字逐句的地进行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由学生提出疑难问题后再作针对性的讨论。应天府书院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学生命题作赋时，范仲淹都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著笔重点，使学生们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以及学问上以身表率，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浓厚。
（应天书院建筑）
应天府书院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人才辈出而居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上，无论在《中国书院辞典》、《中国古代书院》、《四库全书》等国家典集以及史书的记载中，都名列前茅。由于范仲淹率先明确了匡扶“道统”的书院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推动了宋初学术以及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先后有主盟北宋文坛的戚同文、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毕士安、王洙等，“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二人，“双状元兄弟”宋庠、宋祁，“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等，都毕业于应天府书院，真可谓人才辈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