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么处理？
当然一方面是“人性”的体现，但，Sir更觉得，这是用“弱”来写“强”的尝试。
就拿靳来说。
表面上来看他当然是“弱”的，他的身上遍体鳞伤，脑袋里还嵌入了一块弹片，使得他常常陷入幻觉，发病。
故事没有说他为革命做了什么。
反而一直让他饱受痛苦，处于弱者的地位。
但。
一个如此无助的人，依然坚定自己的信仰，依然相信会有光明的明天，这不正衬托了“信仰”的强大吗？
相比来说。
如今主旋律电影中需要时刻刻画主角的正义，需要时刻避免主角有大的“缺点”，不正是在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吗？
而这些，也是Sir觉得它之所以到今天，仍旧“特别”的原因。
03
消失的年代
现在回头再来看《红色恋人》，其实不免会让人有些唏嘘。
因为当年很多“理所当然”的东西。
如今已然消失不见了。
什么样的理所当然？
比如说，爱情。
《红色恋人》的结尾，靳是为了爱情而牺牲的，它大胆地把爱情摆在了和信仰等同的高度，从个人情感的视角来理解集体的革命激情。
十足地叛逆。
但，正是因为先有像这样的大框架的策略转换，才有后续许多解构革命议题电影的精细化呈现。
比如《色，戒》中的梁朝伟与汤唯，比如《明月几时有》中周迅与叶德娴的母女情。
或者说，第三视角。
这样一部和民族有关的电影，不仅美国医生的戏份比张国荣还多，其中大半都还是英文台词。
你能信？
事实上在当年，叶大鹰导演便收到了不少怀疑的声音。
但为什么这么做？
叶大鹰导演回应，选择第三视角，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只是自己讲述的伟大，容易流于自嗨。
从旁观者的角度，更能提供一种反思。
是的，要Sir来说，这种“理所当然”就是，当年电影人们无论经受怎样的质疑，总还是会尊重内心，敢于尝试。
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把电影拍好的唯一途径。
这当然与导演个人的选择有关，就像叶大鹰，其实在《红色恋人》之前，他也拍过另一部气质相近的《红樱桃》，拿了金鸡百花两座最佳故事片奖杯。
但同时。
更重要的，其实是与时代氛围有关。
90年代末，全球化思潮盛行，当中国电影市场再度向好莱坞开放时，电影人们开始被迫跳出了“电影厂模式”的观念，而开始与世界接轨。
于是。
大量的导演加入到“尝试”的阵容里来。
第五代开始转型。
第六代开始冒尖。
尤其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电影人开始拍摄一种截然不同的电影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电影，其实是可以有无限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