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卡古托寺碉楼
在密勒日巴涤净罪孽、被玛尔巴认可之后，他接受了后者从印度带来的许多密宗灌顶和指示，包括拙火、胜乐耳传（bDe mchog snyan rgyud）、大手印等。玛尔巴指导密勒日巴在崖洞中闭关修持，使他的道量获得非常大的进步。后来，因为思念母亲与家乡，密勒日巴决定出关返乡。而当他回到家时，看到的唯有母亲的尸骨，妹妹则下落不明，悲痛万分的他晕了过去，醒来后想起玛尔巴大师传授的口诀，即入定修法为母亲超度，然后妥善安置了母亲的骨骸。此时，密勒日巴真切地感悟到人生无常，执着于世俗的一切是毫无意义的事，于是决定舍弃世间八法，一心精进修行。于是，密勒日巴进入白崖马齿（Drag dkar rta so）洞窟中精进修持，历经种种磨难，修出拙火暖乐、种种神变等证量，最终成就正果。密勒日巴证得果位后，持续于西藏各洞窟中修行，过程中度化众生。后因为食用一位嫉妒他的贵族子弟觉赛（Jo sras）供养的有毒食物而圆寂，享年八十四岁。他被下毒致死的故事与汉地禅宗祖师菩提达摩被菩提流志下毒致死的情节类似，也不过是一种宏化。死后徒弟们也对他舍利的归属权产生了分歧，这一情节也是模仿了佛传中佛涅槃之后佛舍利分配的情节原型。
密勒日巴传记唐卡
那么，《密勒日巴尊者传》为什么会在西藏如此的流行呢？它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文学魅力呢？究其原因，我觉得一是与它的作者疯僧兮噜割高超的文学技巧和修辞手法有关。密勒日巴早期的传记是其亲传弟子昂宗日巴（Ngon tshong ras pa）和岗波巴（sGam po pa bSod nams rin chen，1079–1153）根据他们个人经历和回忆以及口传传统所写。藏地疯僧兮噜割对密勒日巴的早期传记进行创造性地改写，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第一人称视角“伪自传”的方式书写。这反映的不光是一种文学手法，更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藏地疯僧兮噜割视自己为密勒日巴转世。这种身份认同一是为他写作密勒日巴传记建立了正统性和权威性，二是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很多“记忆”（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写进其中，使得原来刻板的传记变得有血有肉、丰富生动起来。相比于第三人称的他传，第一人称的视角大大增强了可读性和代入感。二是《密勒日巴尊者传》中包含的主题：（一）罪孽和救赎，（二）对上师的信仰和忠诚，（三）历经苦难，完成人生蜕变等等。这些主题都是文学作品中经典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话题。三是作者将全篇分成十二章，结构上模仿佛传的十二宏化，使之具有了佛传的建构，并且开头还以“如是我闻”开场，增加了整个文本的权威性。四是藏地疯僧兮噜割活跃的时期正是雕版印刷术在西藏兴起的时期，他率先采用了雕版印刷技术来印刷《密勒日巴尊者传》和《密勒日巴道歌集》，印刷技术的革新大大提高了文本的传播度。
藏地疯僧兮噜割《密勒日巴尊者传》确立了玛尔巴和密勒日巴作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始人的祖师形象。它塑造的密勒日巴的大成道者形象从此成为藏地瑜伽行者的模范。《密勒日巴尊者传》中出现了许多西藏南部的地名，将修行和成道的故事建立在西藏真实地理之上，构建了以洛扎地区的洛卓沃龙寺（lHo gro bo lung dgon）和色卡古托寺院为中心的神圣地理环境。作为出色的藏语文学作品，它成为了藏传佛教传记写作的典范，同时也为整个西藏的文学创作、绘画和表演艺术提供了生动的灵感。
上面我谈到的疯僧、大成道者，像济公和尚、毗瓦巴上师都是介于真实和传说之间的人物，他们是佛教史家们刻意塑造出来的理想型的“圣徒”，碍难将他们视为历史人物。而密勒日巴虽有其人物原型，应该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人物，但他最重要的传记是在他去世三百年后写成的，经过了高度佛教化和文学化的处理，难免加入了作者藏地疯僧兮噜割自己很多的个人情感和理解。像济公和尚、毗瓦巴、密勒日巴，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高僧传和圣徒传（rnam thar）等宗教文本，他们的生平事迹已经被不断地圣化和演绎，与历史事实早已有了很大的出入。对他们的行为和神通的理解事关佛教信仰，非历史学家所能随意臧否。然而，在离我们当下不太遥远的过去，亦曾经出现过以酒色而闻名世界的西藏“疯僧”、活佛，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疯狂、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不幸，皆令世人为之动容、为之着迷，也深深勾起了善男信女们的恻隐之心。下面我要谈的这位西藏“疯僧”，就是被称为“安多托钵僧”的根敦群培先生（dGe ’dun chos ’phel, 1903–1951）。他是转世喇嘛，有盖世的才华，曾沉溺于酒色，英年早逝。他短暂的人生留下了太多让人惊叹，又令人遗憾的东西。他的生活色彩斑斓、跌宕起伏，生前备受争议，身后被捧为神明，当下他的事迹也正在被不断圣化和演义。
六
多年来，我有缘多次阅读、观览过根敦群培的各种资料，常常被他另类的人生经历所震撼，有时不敢相信这些都是发生在这位西藏活佛身上的真人真事，掩卷又常难以自已，生起难抑的同情和悲悯之心。无明如我，殊愿他真的是菩萨化现，但私心也常把他看作像你我一样的有情，总觉得他表面的疯狂掩盖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行为与其说是游戏，不如说是出于无奈。在此我斗胆暂且脱离前述之藏传密教语境，改从俗家的立场，做一番历史学家的功夫，对这位疯僧何以如此癫狂、如此痴迷于酒色，权作些许纯属个人一孔之见的思量和揣度，来和大家分享。
根敦群培
根敦群培幼时曾被认定为一位宁玛派高僧的转世，故具活佛身份。但总其一生，活佛这个头衔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带来过尊荣富贵，他的口粮常常是用他一流的绘画手艺换来的，他的一切成就好像和他的活佛身份关系不大，他的行为可以像任何人，就是不像活佛，所以，我更愿意称他为根敦群培先生。他出生于藏地艺术之都——安多的热贡（今青海省内），七岁削发为僧，先于支扎寺出家，后入拉卜楞寺学经，二十四岁入拉萨哲蚌寺深造，三十一岁开始周游印度、锡兰诸国，长达十二年。1945年返回西藏，不到两年后即被投入监狱，遭囚禁近三年。1950年秋获释，不久往生于拉萨，享年仅四十八岁。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根敦群培显现出了盖世的才华。传说他通十二种语言，听起来像是传奇。但他至少精通藏、梵、巴利和英文等四种语言，这对于一位西藏喇嘛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与他同时代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见得比得上他。他曾协助俄国人乔治·罗列赫（George N. Roerich，1902–1960）将藏文史学名著《青史》和法称的《释量论》从藏文翻译成英文，自己又将寂天《入菩萨行论》的“智慧品”从梵文翻译成英文。同时，他还将巴利文的《法句经》翻译成藏文，将《沙恭达拉》《罗摩衍那》《信仰瑜伽——大黑自在天之歌》《事业瑜伽》《度母圣言》等九部古印度文学名著从梵文译成藏文。众所周知，西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著名的大译师，但他们都只是梵藏、汉藏或者藏汉翻译的译师，对译师的定义是“知两种语言者”，能将梵、巴利、藏、英四种语文互译的西藏大译师迄今唯有根敦群培一人。
除了杰出的语文才能外，根敦群培先生还是一位学富五明的大班智达、天赋惊人的艺术（画）家、才华横溢的诗人、辩才无碍的论师、深具洞察力的哲学家、博古通今的历史学家、兴趣广泛的游记作家、术有专攻的两性学家、锐意改革的社会活动家等等。他写作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游记——《巡礼周国记》，完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从人文角度探讨两性关系的性学启蒙书——《欲论》，他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利用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藏族古史的藏族史家，撰写了举世名作——《白史》；他写作的《中观甚深要点集萃之善说——龙树密意庄严》是藏传佛教传统诠释中观学说著作中最富创意的作品；他还是“西藏革命党”的发起人之一，对改革西藏的政教体制充满了热忱和期待。
与此同时，根敦群培先生确确实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狂人。当他还在拉卜楞寺学经的时候，他就曾呵师谤佛，故意在辩论中站在外道立场上，为耆那教的“植物有情论”辩护，还对寺内最高佛学权威嘉木样活佛（’Jam dbyangs bzhad pa）编定的教科书提出挑战，最后被逐出了寺院。进入哲蚌寺后，他师从的是当时西藏最权威的佛教学者喜饶嘉措大师（Shes rab rgya mtsho, 1884–1968），可他根本就不把后者放在眼里，常常出言不逊，狂言“喜饶嘉措懂的他根敦群培全懂，他根敦群培不懂的喜饶嘉措也一定不懂”，课上经常与老师大唱对台戏，极尽戏弄嘲讽之能事，被后者斥为“疯子”。
去印度后不久，他就把喇嘛和转世活佛的身份置之脑后，开始纵情声色，寻花问柳，成了风月场中的常客。他花了多年时间收集、研究《欲经》等三十余种印度古代性学宝典，并结合自己和印度、喀什米尔女友们的房中实践经验，写成了一部专论男女性爱六十四术的《欲论》。待他从印度回到拉萨，则更加放荡不羁，诗酒华章，风月无边。不幸沦落囚牢时，据说他竟然向当局提出要允许他带个真人大小的充气娃娃和他一起入狱，以满足他在狱中的性需求。传说后来他在牢中居然还曾与一位目不识丁的牧羊女子同居，酒过耳热，兴之所致，照样赋诗浇愁。待终于从狱中获释，他却已经变成了一个离不了烟酒的瘾君子。
《欲论》英文译本书影
显然，早在去印度以前，根敦群培先生就已经目空一切，连当时最权威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更何况其他那些面目可憎、迂腐无知的喇嘛、僧官呢？他们在他眼里大概除了可笑，就是可恨，他极不屑于与他们为伍。当他终于摆脱西藏神权政治的束缚，来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他日常面临的又是现代和科学的双重洗礼，其中有现代的学术、现代的艺术、现代的宗教、现代的旅游、现代的地理、现代的考古、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爱情，这一切都给这位本来狂傲不羁、不可一世的西藏喇嘛带来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冲击。根敦群培先生当时在印度和南亚其他国家结交的是世界一流的画家、学者、诗人和宗教家，为了自由地生活和写作，他甚至可以断然拒绝泰戈尔先生让他去大学教书的邀请，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有可能就是第一位受美国藏学家邀请赴美讲学的藏族学者了。
作为一名天才的学者，根敦群培先生求知若渴的天性在一个自由、现代的新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他的知识结构远远超越了佛教世界世代传承和坚守的大小五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他知道了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和佛教不一样的旧信仰和新宗教；他甚至知道欧美有一大批“神智学”的信徒醉心于获取藏传密教的神秘智慧；他对世界的地理和历史有了很多的了解，远远突破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佛教宇宙观；他甚至对未曾涉足的欧洲也有了许多的了解，特别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有了相当深刻的领悟和批判。他夸张地说过欧洲人的“智力超过我们千倍，他们很容易就可让天真、老实的东方人和南方人脑袋打转”。“他们的心中唯利是图，他们的性欲比驴还强。”对于一位生活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藏人而言，根敦群培先生所知道的东西实在已经太多太多，而他对现代世界之社会、科学、宗教、文化和艺术的了解给他带来的无疑不只是求知*的满足，更不是勇气和力量，而更多的是激起了他对自己所处的这个远离现代世界的小社会和旧宗教的失望、愤怒，乃至绝望。
1938年，根敦群培先生用藏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是平的还是圆的”的文章，想方设法要让他的同胞们脱离他们世代信奉的一个精神的须弥世界，相信他们立足的这个现实的地球确实不是平的、方的，而是圆的。而此时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 奥托·哈恩已经成功完成了铀的第一次原子裂变试验，双引擎的飞机已经飞上了天，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彩色电视、圆珠笔、“超人”和迪士尼动画片等等。不用说，西藏和现代世界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可以道里计，先知先觉的根敦群培先生在写作这样的文章时，一定感受到了难以抑制的失望和丧气。据说根敦群培先生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过：“西藏没有一个人像我。”确实，他超越他的那个时代实在太多，他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现代知识人。世人皆醉我独醒，百无一用是书生。设身处地来体会根敦群培先生当时的痛苦、无奈，今天的我们当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的愤世嫉俗，乃至有点疯狂，有点走火入魔。他也许并非有意要做一个离经叛道的“疯僧”，在他的很多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佛教和西藏的精心维护。但他对宗教神权专制统治之下僵化、保守的西藏宗教和社会现状的不满，促使他只能以一种非常极端、离谱的行为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他个人的痛苦和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