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敦群培为藏文《镜报》绘制的世界地图
传说中的根敦群培是一位十分好色的喇嘛，据和他接近的朋友们回忆，当年他在印度时常常去逛妓院等风月场所，而他写作的那部《欲论》似也为他好色的说法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而这一切开始于他远赴印度，脱离格鲁派僧伽之后。从一位转世活佛到一位俗家众的转变当然是他个人的选择，但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因为他好色，不如说是他对极端不自由、不平等的西藏神权社会的抗议和反抗。在今天神话化了西藏形象中，西藏听起来似乎一直是一个男女平等、两性自由的社会，事实上，根敦群培先生当年所处的那个西藏原本是一个神权统治之下极端男性沙文主义化的社会，妇女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两性关系也完全由男性主导，无平等可言。所以，他追求自由、平等的两性关系，正是他个人的现代性、先进性的表现。他撰写《欲论》的目的无疑不是为了诲淫诲盗，而是宣导从世俗生活的角度理解男女情爱、追求两性性爱的喜乐；他描述的六十四种情爱艺术，说的主要是如何激起女性情欲和提升女性快感的技巧。这样鲜明的男女平等意识和对俗世的男女性爱喜乐的大胆追求，对饱受宗教神权统治压迫的西藏人民来说显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蒙意义，但它无疑也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根敦群培旅居印度期间绘制的王舍城胜迹图
根敦群培先生还是一位十分天真的革命家。在印度和南亚生活的十二年中，他接受了足够多的现代、科学和民主、自由等先进理念，也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印度的国家独立运动有切身的体验，对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企图有颇深的警觉，他幻想着能够运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用改革，甚至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改造西藏地方腐朽、落后的政教体制，所以他成了在噶伦堡成立的“西藏革命党”的发起人之一。当他于1945年后期绕道不丹沿边境返回西藏时，据说曾受“西藏革命党”领袖邦达绕嘎的委托，绘制了边境的地图，还写下了相关的文字说明。天真的他当时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地图最终是为南京国民政府准备的，竟然将它们交给英国殖民者的邮传送往印度，结果被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 1905–2000）截获，并转交给了噶伦堡警方，由此埋下了根敦群培先生一年多后被西藏地方政府投进监狱的伏笔。
根敦群培先生重新回到拉萨时，曾经历了一小段荣归故里的喜悦，门前不断有达官贵人造访，身边聚集了不少学法的弟子，甚至那位洋大人黎吉生也曾来向他请教如何解读吐蕃金石碑铭的学术问题。他自己正致力于解读敦煌古藏文文献，撰写传世名著《白史》，还正帮助布里亚特蒙古人格西曲扎编写《藏文字典》。但是，根敦群培先生依然与富贵无缘，时常还得靠替别人绘画、写字维持生计，而一肚子的改革理想自然永远只能是镜花水月。不曾想到的是，一年多后，根敦群培先生竟被以传布伪钞的罪名锒铛入狱，且一关就近三年。至今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他到底为何被捕入狱，但当时谣言四起，众说纷纭，听起来都不靠谱，尽是些莫须有的栽赃。有人说他是苏联的特务，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又有人说他是法西斯，有人说是因为他开罪了当时的权贵噶雪巴，还有人说正是那位洋大人黎吉生告了密才把他送进了监狱。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根敦群培先生被投进了监狱、被剥夺了一位天才知识人的所有尊严和权利。想想这还能不让他真心体会到什么是身似浮云、心如死灰吗？事已至此，满肚子的学问、一脑袋的理想，顷刻间统统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何处又能排解这份旷世的委屈和怨愤呢？身陷囹圄的根敦群培先生当时一定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于是，一位天才盖世的藏族精英知识分子从此万劫不复，变成了一名酒鬼、烟鬼。这是酒之罪？抑或人之罪？该下地狱的难道应该是这位不幸破了酒、色之戒的可怜的西藏转世喇嘛吗？
根敦群培旅居印度期间钢笔素描“双手双脚匍匐着地的朝圣者”
今天，像我这样的凡俗之人为根敦群培的命途多舛扼腕叹息，感叹“天妒英才”，其实对他如此离经叛道的疯癫行径我们同样应该从出世的角度去理解。古往今来，天才大多数命途多舛，就如红颜薄命一样。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唐寅（1470-1524）在谪居桃花坞时曾写下这样的传世名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唐伯虎诗中表达的“疯癫”是一种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豁达大度、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人生境界。但是，这种境界终究不过是文人墨客退居江湖之远时，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和聊以自慰的缱绻情怀，而根敦群培身上表现出来的“疯癫”却不是一种传统文人在壮志难酬、人生不遂意时，饮酒作乐、啸傲山湖的自我解脱或者精神疗愈。他的“疯癫”具有印藏佛教传统中大成道者的风骨，在看似放浪形骸、荒诞不经的生活状态下，隐藏着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例如他写作《欲论》针对的是西藏当时极端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流露出对女性倍受封建习俗礼教压迫的至深同情，提倡赋予女方支配自己身体和追求性爱喜乐的自由；他发表《世界是平的还是圆的》是为了让西藏人们摆脱传统佛教的宇宙观，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这有点像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日心说”来挑战罗马教廷的“地心说”的尼古拉·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1473–1543）；他加入“西藏革命党”是为了使用当时先进的三民主义理论，对西藏从中世纪以来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及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将西藏从噶厦专制政府中解救出来，建立起彰显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政权。以上根敦群培的种种“疯癫”无不透露出他与于当时处在宗教神权阴影之下的西藏格格不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他的“疯癫”不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任性洒脱，而是一种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自觉，是在铁屋中拼尽全力的呐喊，是对绝望以卵击石、孤注一掷的反抗。从佛教的角度讲，根敦群培的“疯癫”是心系众生、慈悲为怀、以救度为目的菩萨行，是大成道者的神通化现，尽管他引导西藏人去往的不是佛教理念中的极乐净土，而是一个自由、和平和平等的现代社会。
根敦群培绘制的密勒日巴布面唐卡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做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回到历史的、密教的语境中来理解印藏佛教的大成道者传统，对这个传统做一些密教解释学的工作，搞清楚大成道者为什么会有诸如此类的离经叛道、违背人伦、常人无法理解的怪异行为，而这些修行背后的动机、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以上我以三位大成道者为例，尝试给出了我的解答，相信大家听过之后也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也可能会对他们的“疯癫”有不同的解读。归根到底，我采取的是一种语文学和历史学的学术的路径，来走近和接受大成道者传统。在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和否认另外一种接受大成道者传统的方式，那就是信仰的路径。我想起在康宁寺读书期间常听到堪布多杰说的一句话：“要相信佛法的不可思议。”在很大程度上，世俗社会的生活经验赋予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决定了我们今天对“疯癫”的看法。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当批评者把大成道者的行为解释为一个疯子不合时宜、毫无逻辑的行为时，他很可能还未体悟到大成道者“疯癫”行为背后的宗教性的甚深密义，他的理解和分析直接排除了大成道者对他心灵的救赎效应；相反，那些对大成道者通过象征性的语言和行动传递的意义持开放态度的人，则会从这种效应中获益。同样，从佛陀的观点来看，教条主义的道德家秉持僵化的社会和道德准则，并不比大成道者以诱导众生觉悟为目的的“堕罪”行为更加高尚，后者的“疯癫”使更多的人走上修佛之路，带来更多的社会和道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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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第五十六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