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一辈子
翻开旧纪念册，你是最帅男人，差点害我一辈子——郑萍娟秀的字迹，在泛黄的纸页上依然清晰，让我陈国强一阵恍惚。
八七年的那个初夏，仿佛昨日，却又恍如隔世。
我把纪念册小心翼翼地放回书柜，拂去上面薄薄的灰尘。屋外传来收音机里《新闻联播》的声音，窗台上的吊兰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岁月如梭，转眼已经十年过去了。
我是从农村考上师专的，父亲是乡里的民办教师，母亲在生产队干活。家徒四壁，土坯房在雨季总是漏水，但父亲的书架却总是保持干燥。
＂咱家穷不能穷教育。＂父亲常这样说，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总是小心翼翼地翻动发黄的书页。
高考那年，我差了两分没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最终选了师专，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临行前，母亲用粮票和布票换来的新衣服，被装进缝了又缝的旧帆布包里。
刚进师专那会儿，我穿着褪色的蓝布上衣，戴着土得掉渣的黑框眼镜，头发永远是父亲用理发推子剃的平头，在城里同学眼中就是个十足的＂土包子＂。
＂喂，乡下来的，会不会打扑克啊？＂宿舍里的城里孩子笑着问我。
我笑了笑，摆摆手，钻进了书堆里。在我看来，嬉闹是浪费时间的，省下的每一分钱都要寄回家里。
宿舍的老方总说我：＂国强啊，你这样下去，铁定打一辈子光棍。＂
我只是憨厚地笑笑：＂那就打呗，总比耽误人家姑娘强。＂
郑萍是隔壁文科班的，她父亲是纺织厂的工程师，据说家里有电视机，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殷实了。她总穿着浅色连衣裙，梳着齐耳短发，说话轻声细语，走路带着淡淡的香味，在喧闹的校园里像一泓清泉。
我们共同参加了学校文艺队，她唱歌，我弹琴。每周三下午的排练，是我最期待的时光，尽管我从不表现出来。
记得八五年冬天，室外寒风刺骨，教室里的煤炉烧得通红。学校举办迎新年文艺汇演，大家都热热闹闹地准备节目。彩排时，我们准备的是《绒花》，当时这首歌在各大广播站经常放，几乎人人都会哼上几句。
那天下午的排练室，窗户上结着霜花。郑萍穿着朴素的白衬衫，站在舞台中央，手里拿着歌词本，紧张地抿着嘴唇。
＂别紧张，＂我坐在钢琴前，手指在琴键上轻轻按了几个音符，＂跟着感觉来就行。＂
琴声响起，她微微闭眼，歌声如清泉流淌：＂绒花，绒花，多么可爱的绒花...＂
台下同学的掌声不断，我专注于琴键，没注意到她时不时投向我的目光。那时的我，只觉得自己是个伴奏，从不认为能够成为谁眼中的主角。
演出结束，大家围着她夸，她却走到我身边：＂国强，谢谢你的伴奏，咱们配合得真好。＂
我点点头：＂《绒花》本来就好听，你唱得也不错。＂然后便收拾琴谱走了，留下她站在原地，眼神黯淡了一瞬。
宿舍老方看到这一幕，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这木头脑袋，郑萍明显对你有意思啊！＂
＂胡说八道，＂我把琴谱塞进书包，＂人家家境那么好，怎么可能看上我这个乡下人。＂
＂你这人啊，＂老方叹了口气，＂书读得再多，情商也是负数。＂
那个年代，谁家里但凡条件好点的，都希望闺女找个城里人家，哪怕是个厂里的临时工，也比农村户口强。我清楚自己的位置，从不敢有非分之想。
师专三年，同学间流行写纪念册，大红色的塑料封面，烫金的＂留念＂二字，每一页都是满满的祝福和期望。临近毕业，大家忙着填写分配志愿，教室里、食堂里都在讨论去向。
我早就决定回老家县城的中学，虽然条件艰苦，但离家近，可以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而像郑萍这样的城里孩子，自然有更好的去处。
记得那是五月初的一个下午，知了还没开始叫，校园里的法国梧桐却已经绿意盎然。我抱着一摞作业本从教室出来，迎面碰上了郑萍。
＂国强，听说你选择了回县城？＂她的声音轻轻的，带着几分试探。
＂嗯，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得回去照顾父母。＂我点点头，目光停留在手中的作业本上。
＂那...很好啊，＂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能为家乡教育做贡献。＂
＂你呢？肯定留在市里吧？＂我随口问道。
没想到她摇了摇头：＂我想去山区支教两年。＂
＂啊？＂我惊讶地抬头，＂你条件这么好，完全可以留在市里啊。＂
＂我想去最需要老师的地方，＂她微笑着说，＂或许是受了某人的影响吧。＂
当时的我，只当她是一时心血来潮，并未放在心上。毕竟在那个年代，能进城的都挤破头，谁会主动选择下乡？更何况是她这样家境优越的姑娘。
分配那天，郑萍真的让所有人都意外地选择了边远山区的教学点。班主任拦住她：＂郑萍啊，你再考虑考虑，大山里条件艰苦，连电也不通呢。＂
＂我考虑好了，＂她坚定地说，＂我想去试试。＂
老方用胳膊肘捅了捅我：＂她这是为了谁啊，你还看不出来？＂
我摇摇头：＂人各有志，何必牵强附会。＂
毕业前夕的舞会，我没去。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整理着行李，准备第二天一早回家。
老方回来时已经微醺，脸上带着酒气：＂国强啊国强，你小子真是错过了一场好戏！郑萍穿了件新裙子，等了你半晚上。＂
我当时正忙着写教案，头也不抬：＂她那么多追求者，不会等我一个人。＂
＂你还真是...＂老方无奈地摇头，＂算了，跟你说也是对牛弹琴。＂
直到拿到纪念册，翻到她那页，看到那行字，我才如遭雷击。原来，三年来她一直默默地看着我，而我全然不知。更讽刺的是，她写这行字时，我们都已经领了分配证，各奔东西。
那个夜晚，我第一次彻夜未眠，脑海里全是郑萍的影子。她安静地坐在教室的窗边看书，她在食堂给我递过来的一双筷子，她在排练时轻声询问我的意见...这些我曾视若无睹的细节，此刻全都鲜活起来。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毕业后，我按计划回了县城中学，开始了教书生涯。八十年代末的县城学校，条件简陋得很。教室的窗户纸时常被风吹破，冬天的炉子因为缺煤而时冷时热，学生们挤在一起，呵着气写作业。
每当看到这些困难，我就想起郑萍在山区会面临的处境，不由得一阵心疼。偶尔听老同学提起她在山区的事迹——自费为学校添置图书，组织学生排演节目参加县里比赛，深受当地人爱戴。
每每听闻，我都会想起她在舞台上唱《绒花》的样子，恍如昨日。有几次，我都想写信给她，却不知从何说起，信纸写了撕，撕了又写，最终都石沉大海。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教学成绩逐渐得到认可，被评为县里的优秀教师。父亲在我的坚持下，终于结束了几十年的民办生涯，拿到了正式的退休工资。母亲的老寒腿也在我的陪同下做了手术，总算不再受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