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赋税征收的过程中，农民纳税的时间往往在朝廷颁布赋税减免的诏令之前。待朝廷赋税减免的诏书下达后，赋税已在揽户手中，被减免的赋税便被揽户私吞。
嘉泰四年（1204），常州知州赵善防也曾指出，“贫民下户，每岁二税但有重纳，未尝拖欠，朝廷蠲放，利归揽户、乡胥，而小民未尝沾恩”，百姓未从赋税减免中得到太大实惠，揽户等基层赋税征收者却从中大获其利。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南宋赋税减免流程的不完善。朝廷在减免农民赋税时，只关注到赋税减免政策的本身，而未能将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综合考虑，使得赋税减免流程与基层征税体制未能做到充分的衔接，最终给基层揽户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
南宋时期，朝廷财政开支增加、地方官府非法盘剥、农民起义时断时续，这些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共同削弱了赋税减免效果的成效。高宗意识到，州县官员不能体恤百姓、盘剥农民导致农民起义。起义发生后，朝廷调动军队镇压起义，必然会消耗军费开支。
为了弥补军费开支，朝廷又不可避免地增加赋税，并将所增的赋税摊派到农民身上，加重农民的负担。农民赋税沉重，最终再次酿成起义，形成恶性循环。综上所述，南宋减免农民赋税实际效果不佳的原因众多，不能仅仅简单以吏治腐败概括之。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的财政分配体制、国家募兵制度、官员考核制度等诸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南宋朝廷财政开支巨大，为弥补开支，朝廷向地方征收重赋。此夕卜，朝廷对地方财政的控制高度集中，州县所征收的赋税中能供本地留用的较少，在巨大的赋税压力下，地方财政常常入不敷出。
再加上监司对州县官考核的重要依据也是地方所上缴赋税的数额，这些因素促使州县官员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收入。
当合法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南宋时期地方官员只得利用非法手段盘剥农民，这些非法行为使得赋税减免政策的成效大打折扣。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说，宋代政治体制的某些缺陷正是导致南宋时期赋税减免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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