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的视角都在关注着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的时候，却也在忽略发展背后的更大潜在危机。
- 文丨本刊记者 张兴军
如果我们真能共同面对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灭亡，坦率地把恐惧的情绪真实表达出来，而不是加以掩饰和回避，也许有些事就会改变。
⸺ 彼得·圣吉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在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同时也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生物的化学物质。我们生活在变化速度不亚于远古任何时间点的气候之下。
⸺ 彼得·沃德
一
《世界是平的》作者:[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
何帆，肖莹莹，郝正非 译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1
十五年前的2006年，一部叫做《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的书正式出版，随后的几年，该书的2.0、3.0版本也相继面世。
这套系列书籍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火爆异常，连比尔·盖茨也极力向人推荐。以全球化为主题的《世界是平的》旨在告诉人们的是，没有什么问题是单独的，没有什么危机是孤立的，并探讨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公司如何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大踏步地前进。
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他对科技发展与地球村时代的赞扬，充斥于书中的字里行间。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
作者:[美]彼得·圣吉 著；张成林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1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
作者:[美]彼得·圣吉 著；张成林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1
2007年，《Presence : Human Purpose and the Field of the Future》（体悟当下，中译名《第五项修炼心灵篇》）出版，作者是包括彼得·圣吉（Peter Senge）在内的四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这是一本反思人类发展的书，并以“一次内心深处的革命”为冀望。
《大而不倒》
作者:[美]安德鲁·罗斯·索尔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9
2009年，《Too Big To Fail》（大而不倒）出版，该书以雷曼兄弟公司的*为由头反思美国如何在决策上给华尔街以及投行过去的十年所酿造的苦酒。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反思“大而不倒”是错误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所谓的金融危机背后的人们的贪婪，以及危机爆发以后权势人物的顶层博弈。当然，这本书也把救与不救，谁该获救的问题抛了出来，却没有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拉马克的复仇：表观遗传学的大变革》
作者:[美]彼得˙沃德 著,赵佳媛 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12-01
到了2020年，古生物学家和天体生物学家彼得·沃德出版了《拉马克的复仇：表观遗传学的大变革》。作者溯流而上，对达尔文与拉马克的进化论进化了区分与解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发生于美好时代，而拉马克的则发生在糟糕时代。彼得·沃德眼中所谓的糟糕，意指我们的环境发生天翻地覆且迅猛异常的变化时。例如，当小行星撞击地球，当巨大的火山爆发事件形成死水一般的海洋，当我们的工业排放使世界变暖，当世界上有60亿人口后还在不断增加……
这本书的主旨，强调的是个体的适应性是生命永恒的特性，而这种适应性所遵循的一条重要法则就应该是拉马克的核心理念即“用进废退”，它经过漫长的演化岁月，有可能最终作为种族的遗传特性所固定，这便是获得性遗传。当然，作者通过这本书也提出了他认为最重要的疑问：如果现代世界的压力导致了人类的进化演变，那么我们会进化成什么？问题背后，是建构于对未来选择性危机的高度警惕。
以上的每一本书，都涉及了多个不同的主题，却都关乎现代化与发展的大课题。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索尔金以危机为证据告诉了人们过去的一些错误的决策，彼得·圣吉则是关注着现实世界中的太多问题，并冀望一种他自己都认为很难实现的“心灵深处的革命”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拉马克，则看到了表观遗传学背后的现代性危机。
反观当下的东西方世界，仍处在新冠疫情的危机之中。当人们的视角都在关注着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的时候，却也在忽略发展背后的更大潜在危机。似乎，曾经赖以解决危机的手段，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竟然起不到预期中的理想效果。
二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正在为毁灭这个地球贡献着力量，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并反问“这怎么会？”；也可能会漠然无视，理由是大家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使每个人都成为纯粹的消费者，并不断追求消费带来的满足感。李嘉图·佩托拉（Ricardo Petrella）更指出，当前的全球趋势指向，“通过大幅缩短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经济开始堕入朝生暮死、反复无常以及不稳定的生产格局。”如此可见，身为消费者的每一个人，自然是造成眼下情状的罪魁祸首。
人类生存的环境在不断地受到破坏，社会贫富的差距越拉越大，生物技术的潜在风险日益严重，世界各地的暴力冲突不断加剧，即时通讯、个人主义、财富至上等全球性的文化价值，威胁着传统的家庭、宗教和社会结构……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着的客观现实，也是彼得·圣吉们在《体悟当下》的开篇中即关注的问题。尽管他没有给出涉及这些严重问题的具体数字，但仅仅是这些事实的披露就已经令人震撼。
令彼得·圣吉更为忧虑的是，环境被破坏的同时，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也正在消失：在美国当下的电视媒体上，新闻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几乎看不到科学、人文的节目；在学校，人文、艺术教育也逐渐地消失了，从教育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也被关闭。
这些昂贵的代价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彼得·圣吉的答案是“人们不停地购买，企业不停地生产，经济不断地发展，问题不断地出现……，得到的越多，抛弃的也越多，包括人们的积极的价值观……”
以往，企业面临发展的困境时，求助的往往是管理学。但显然，以“效率与生产为要务”的现代管理学的既有之义，对于解决因为全球化企业的不断出现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破坏和教育缺失这样的问题，已经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
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一般是以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以及法约尔（H．Fayol）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为标志。此后，这门跨学科的学问获得长足发展，其学科范畴也在后来者们的努力下日渐丰富。
与此同时，抽象的概念和诠释也给这门学问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在泰勒的眼里，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别人去做什么，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干。而法约尔则认为管理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等只能为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到了彼得·德鲁克那里，管理则成为一种以绩效责任为基础的专业智能……可见，这些早期的定义被局限为一个非此即彼的具象内涵上，或以过程为重点，或以目的与手段为重点。
彼得·圣吉的视角则相对宽泛了一些，他所着重的是一个全面且整体的范畴，并形成了一种以“系统思考”为核心的管理学框架。彼得·圣吉的声名鹊起，始于他20年前出版的《第五项修炼》⸺以诠释他融众多学科而得出的五项管理要素的著作。这本书出版之前，他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太空工程学士学位、社会系统模型塑造硕士学位和管理学博士学位。这一期间，他被佛睿思特（Jay Forrester）教授的系统动力学整体动态搭配的管理新观念所吸引，他和戴明（Edwards Deming），阿吉瑞斯（Chris Argyris），雪恩（Edgar Schein）与熊恩（Donald Schon）等大师级的前辈，以及一些有崇高理想的企业家，在十余年的时间中一直致力于将系统动力学与组织学习、创造原理、认知科学、群体深度对话与模拟演练游戏融合，发展出了一种学习型组织的蓝图。
从彼得·圣吉广泛的涉猎领域来看，现代管理学的应用范围如果再局限于围绕工厂、企业的以提高效率与效益的单纯目的，就不合时宜了。因为正是发展和效率才加剧了如今普遍的失业与环境问题。后者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至为关注又没能有效解决的。
不可避免地，早期现代管理学定义中的以生产、效率和单纯的发展为核心的要旨，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普遍盛行的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向度的人。齐格蒙特·鲍曼更进一步，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放纵和引发了人们急剧持续的膨胀心理。这些人在生物学和社会、文化层面上被剥夺了迄今为止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生存方式和方法。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文化缺失等等问题，都是与现代化所伴生的双刃剑的消极一面，如何应对这种消极面，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
解决与现代化所伴生的系列问题，切实需要一场有效且深刻的变革。
30多年前，彼得·圣吉写作《第五项修炼》时，觊觎的就是“为人类找出一条新路”。事实上，他的这种探索成果在二十余年中一直为人赞誉不断。甚至被当做是任何行业、领域的“万金油”式的答案，到处进行试验。
彼得·圣吉的这条“新路”，即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的“五项修炼”，以期建设终身学习的组织和社会。它脱胎于对数以千计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案例研究和对众多前人理论的所思所悟。从字面上理解，这种以个体整体、内因外因、组织系统为核心的哲学式思维，在理论上几乎可以涵盖任何类型的组织。
然而，今天的彼得·圣吉已经意识到，“这条新路”因为过于理论和抽象，而导致其应用起来充满障碍，于是在2007年，他一度增补了数十个案例来解读这些思想，以期得到更好的效果。
同时，他所设定的“让人们普遍应用”的前提，也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这也导致了这个看似完美的理论设计收效甚微的阶段性结局。彼得·圣吉坦言，“运用这种原理的有成就的只是少数的人”，“更多的人对应用这种理论仍心存恐惧”。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今日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人们传统观念的顽固，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方世界，很少有人否认彼得·圣吉 “五项修炼”的理论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在1997年，他的《第五项修炼》甚至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过去75年中影响最深远的管理书籍之一”，影响力可见一斑。但问题是，如何让这个公认为正确的答案冲破重重障碍并付诸实践，产生积极的效用？
这显然需要另一场革命，这个新的革命，彼得·圣吉们认为是“体悟当下”和“一场心灵深处的革命”。这也是《体悟当下》诞生缘起。
奥托(C.Otto Scharmer)目睹了一场烧掉自家300多年历史的居所的大火，当一切物质在火中散尽的时刻，奥托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执着于那些烧毁的物质，而是意识到自己的“真我”还活着⸺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刻更清醒、更有活力、更准确地活在当下。
约瑟夫(Joseph Jaworski)参加了约翰·米尔顿（一个成绩卓著的探险家）的一次野外静修营，一个人扔掉几乎所有的身外之物，在空寂的戈壁海滩“体悟当下”。当经历了与一头雌性海狮彼此对视了几分钟和看到两头巨鲸跃起同时喷水的瑰丽场景之后，也产生了顿悟，并开始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发觉了一直所未曾考虑的人与自然连通的缺失。
《体悟当下》的四位作者，就是以这样类似的亲身经历，来叙述他们颇为理想化的内心深处的转变的。按彼得·圣吉的话说，就是他们四个都曾经经历过集体觉醒的时候，经历过由此而产生的大型社会系统的变革。约瑟夫也相信，“真正有效的革命，恐怕只在人心的转变。”
五
既然人心的转变才会使人自觉地倾向于去做对人类未来和世界未来有益的事情，那么假如“每个人都进行一场心灵深处的变革，再联合起来”，对人类未来的积极意义就可想而知了。彼得·圣吉的基本逻辑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都产生顿悟，进而联合起来，那么在对抗“传统顽固的思维和发展方式”上，无疑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事实上，彼得·圣吉深知学习型组织的构建所面临的困难。在30多年前的《第五项修炼》的开篇他就曾谈到，学习型组织建设过程中的局限思考、归罪于外、缺乏整体思考的主动积极、专注于个体事件、温水煮青蛙的持续威胁、经验学习的错觉、管理团队的迷思等等障碍，都是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拦路虎。当经历了收效甚微的一场学习革命（如果这种革命真的发生过）之后，发现“组织内部各行其是的问题的答案是系统思考，对于自我局限的应对则是自我超越”这样的解决方案，还是没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向度逻辑。
一定程度上，与其说这五项内容是现代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积极嬗变，毋宁将其看做是彼得·圣吉运用多学科理论而进行的哲学演绎⸺对个体与整体、假象与本质的诠释与解答才是五项修炼内容的内涵。这或许是彼得·圣吉将其看做是解决一切组织问题的关键因素。但哲学的定义与内涵，亦有其“抽象而难懂”的先天的“文本障碍”。
当这条“新路”走不通的时候，彼得·圣吉自然而然地开始向深处探索，倡导心灵深处的革命，和不局限于领导者的一种“领导力”⸺在以往的管理学中，领导力被局限在企业领导者的必备能力，彼得·圣吉更进一步，认为这种领导力是所有员工需要具备的。
回溯彼得·圣吉的履历，并参照他所倡导的新的管理学理论给世界带来的实际影响，处处可见一个理想主义者不断努力与思考的痕迹。这不禁让人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部电影《死亡诗社》（中译名为《春风化雨》）的主人公⸺一个提倡心灵教育的教师⸺约翰·基廷（John Keating）。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对传统的思想或理念进行反思，并试图以一己之力做出改变，但收效甚微。不同的是，前者以“心灵深处的革命”来应对根深蒂固的强大传统理念，后者则是通过身体力行来纠正死板的教育思维。
理论式的答案对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瞬息万变的事情，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第五项修炼》的全新修订版的数十个案例中，BP（英国石油公司）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赫然在列，但此时这家公司仍在为其十年前的墨西哥湾的原油泄漏事件造成的生态灾难埋单。
彼得·圣吉们殷殷期待人类未来将发生的“心灵深处的革命”，眼下来看，似乎仍然遥不可及。这种“共同的美好愿景”，其实也是他的“五项修炼”理论的内容之一，尽管他自己也承认“有些愿景永远无法跨越‘妈妈和苹果派’那样十全十美的状态，最后只能停留在‘好主意’阶段，而不能产生变革的力量。”
像那句世界著名的公益宣传语一样，“我们看到的最后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是错的，但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身体力行地去节约用水。
人类所面临的，皆是类似的命题。往往，越是对现实有着越深的洞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便会显得愈加困惑与茫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极小范围内的真知灼见，如何演绎为大众的自觉和自醒？可行而又有益的解决方案的提出，能否被有力的权势者遍耕于现实的土壤？以及，至少在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难题时，不去选择以邻为壑的促狭向路。
从媒体人出身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家之一彼得·圣吉，再到古生物学家和天体生物学家彼得·沃德，他们的理想与忧虑，均是源自于此。当求诸于经济学、生物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一切能够找到答案的领域之后，最终却发现真正拥有解决问题话语权的人们并未向着共赢的方向而努力，“零和”与“负和”的博弈，遍布于政治、贸易、气候等诸多领域。
当时间的指针滑向2021年，切实发生着的事实无不验证着他们的忧虑。
肇始于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在肆虐了人类社会近两年之后，依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在翌年的夏天归于终结。人类科技发达的程度，在应对不期而至的黑天鹅时，也并非是万能的。颇令人悲观的还有，全球抗疫进程中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冲突等主客观因素叠加最终所导致的种种悲剧。
一艘名为“长赐号”的渡轮，随随便便就造成了苏伊士运河的严重堵塞事件。整整一周的时间，束手无策的运河管理者眼看着四百余艘货轮搁浅。严重依赖于航运的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事实上，每一次危机之前，都有种种迹象开始暗示。或细微或显著的变量，如果得到充分重视，就不会演变至无法逆转的地步。但显然，直至危机降临之前，盛宴与狂欢仍在继续。几乎没有太多人想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似乎只是等待着救世主能按下悲剧的暂停键，再用一种不会对其自身造成巨大伤害的方式重启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