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读过莫言的《红高粱》后，认为它是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因为这部作品与《百年孤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这两部作品都确立了悲剧的主题，揭露了人性的扭曲；这两部作品都具有“魔化的现实主义特征”。
对此，莫言也作出过说明：
“《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而《百年孤独》的汉译本是1985年春天才看到的。”
在莫言看来，《红高粱》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叙述视角。
有别于传统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直接用“我爷爷”、“我奶奶”、“我爸”，将人物的内心活动丰富得表达出来。
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也是这部小说当时广受喜爱的原因之一。
王小波说：“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天性的。”
戴凤莲是一个充满野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女人。她有着鲜明的个性，敢作敢为、不喜欢被“封建礼教”束缚。
用原文的话说：“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提起旧社会的乡村农妇，很多人都会想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或是想起像祥林嫂那种逆来顺受的女人。
毕竟，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在女性意识受到压制的年代，女性的天性难以得到解放。
但是，解放天性，从来都不专属于孩子和艺术家。对任何人来说，天性越是被压抑，人就越渴求解放。
莫言说，“《红高粱》这部作品，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它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戴凤莲不想因为一个男人的条件、和适婚年龄，就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就像她不想绑“三寸金莲”，却又不得已而为之一样。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戴凤莲没办法改变父母的想法，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再次遇到余占鳌后，戴凤莲不顾已婚的身份，在充满自由、充满野性的高粱地，戴凤莲终于与余占鳌抱在了一起。
与余占鳌这个土匪男人相处时，戴凤莲颠覆了女性一贯的柔弱形象，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惧男权，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她为了挽留人才，会毫不客气地质问余占鳌，
“原以为你是条好汉，想不到也是个窝.囊.废”，
然后向余占鳌不惧不怕地喊道：
“开枪吧！”
知道余占鳌和兄弟们去打日本兵，戴凤莲不顾危险，做好午饭后，亲自去前线送给他们。这才遇到了日本兵的枪林弹雨，倒在了高粱地里。
纵观戴凤莲的一生，既是一种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又有对天性解放的崇尚。
而在20世纪80年代那段时间，正是吸收西方文化，人性意识觉醒、渴望自由、摆脱压制的年代，《红高粱》乘势而上，为长期自由和天性受到压抑的中国人说出了“心里话”。
正如戴凤莲临死前，呼喊的那样：
“我的身体是我的，我该做的都做了，该*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追求自由，解放天性，对每个人都很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