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乡陈氏家族,温州陈氏家族祭祖大典

首页 > 社会 > 作者:YD1662023-02-03 21:23:10

中国侨网12月23日电 日前,《温州人》刊登文章,记载了来福门陈氏家族几代人的故事。

文章摘编如下:

信河街飞鹏巷98号是马孟容、马公愚艺术馆,但是你可能不了解这曾经是温州辛亥革命元老陈守庸的故居。98号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青筒瓦、四坡顶、清水砖墙,建筑分门台、主楼、花园、附楼等部分。所有的窗户都分三层:内为玻璃窗,中为纱窗,外为百叶木窗。庭院中有仙桃形、八边形的花坛,花园里种着雪松、芭蕉、蜡梅等植物。据说,洋楼所有建材都是陈守庸亲自选择好,从上海运过来。

陈氏的家世,要从其先祖、平阳金乡卫的守臣陈忠公说起。

金乡第四巷陈氏始迁祖为陈忠,原名“九六公”,江苏丹徒人,原本为业儒,一生饱读诗书。因遭遇世变,投笔从戎。《陈氏宗谱》记载,陈忠忠诚勇猛,屡建战功,被封为襄阳伯,世代袭荫。后因生性耿直忤帝,被谪职到金山卫,任指挥使。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起兵,破南京。惠帝死,燕王即位,史称明成祖。因陈忠不愿堕节,再被贬谪为金乡卫总旗,卜居于金乡城之南。

陈忠入金乡后单传一子,名觉真。觉真生至刚,至刚生轩,祖孙三代都是贡生,陈氏宗谱中称其为“岁进士”。到了第四世轩公,生四子:涌、洪、潮、济,陈氏不再单传,于是分成三房(长子涌早亡)。自此,金乡第四巷陈氏繁衍生息,子孙日众。其子孙在科场得名的喜讯频频临门,在金乡各大卫族中,金乡第四巷陈氏脱颖而出。

据《陈氏宗谱》记载,单从五世分三房开始到十一世,其间入黉宫者有48人,举廉者3人,入贡选者18人,入仕为县令者1人,为儒学教育训导官者3人,授武职官的武德将军、怀远将军者2人。

宗谱的名人传中,留有多位让宗亲引以为傲的人物事迹。

陈寅(?—1621),字宾畅,其祖父任金乡卫中所百户,入卫籍。明万历年初,袭百户职,任金磐把总。因抗倭有功,晋升为督标左营游击将军,后任贵州总兵。

在金乡吴衙街创办“同春酱园”的陈陶庵(1892—1941)、陈荣斌(1891—1966)、陈荣经(1884—1947),是上世纪闻名江南的企业家。同春酱园生产的“甘露酱油”,在1938年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金奖。

还有“取古时特效良方,精制丸散,以助施治。遇贫匮无力者,则舍助药品,不取值焉,故尤为乡人信奉”的名医仲贤公。

仲贤公的儿子陈翔华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担任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研究员。陈教授倾力研究三国,单是有关三国的研究论文就达150多篇,是我国《三国演义》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

陈氏第四巷第十五世“启”字辈的耀卿公,名崇鼎,是七个兄弟中最小,在温州小高桥开米行,字号为“陈七房”。耀卿公的故居在落霞镇塔下六号,即今天的温州市区松台山八角井至来福门一块,这座三退大宅紧贴红极百年的曾宅花园,原是曾家为出嫁女儿所盖。

耀卿公有五子一女。五个儿子的谱名依次为:亦谟(励任)、亦鸾(云舟)、亦燃(禹门)、亦常(守庸)、亦侯(承遵)。辛亥革命时期,在温州史册上留名的陈守庸、陈云舟、陈禹门,还有故宫博物院的金编钟的保护者陈亦侯,都是金乡第四巷陈氏第十六世“翼”字辈孙。

陈守庸(1882—1966)在陈家兄弟中排行老四。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一毕业就被温中校长刘绍宽先生以每月一百二十银圆的高薪聘请到温州中学任英文主任教员。

然而在《温中百年》的“温中百年史事纪要”中还有一条:宣统三年(1911)11月5日,校长刘绍宽、黄式苏和教师刘项宣、陈守庸等12人秘密开会,响应辛亥革命,研究光复温州的筹备工作。

辛亥革命爆发,陈守庸与其哥哥陈禹门及当时的革命志士黄颂英(留学日本,曾在宁波任浙江陆军第八十三标排长兼全标体操总教习)、姚养吾(曾任两广军火制造局代办)等人率先在温州怡园(曾宅花园)成立光复会义勇军(民团),响应温州的光复革命。义勇军通过交涉,向警署借来枪支,分班上街巡逻,为稳定当时温州局势而作努力。陈守庸还与义勇军队员一起,前往道署,将全部银库封存,又借大哥陈励任之力向钱庄借款,垫付本城光复活动的经费。

中华民国成立,陈守庸曾任温州盐务稽核所收税官,后调任四川五通桥盐务分所经理。因为陈守庸忠于职守,清廉执政,才能出众,不久调升到北京盐务总局任秘书长,后又调任东三省盐务总监。1928年北伐成功,张学良仍雄踞关外,曾截留了应上邀的八百万银圆的盐税款,北京盐务总署无可奈何,特派陈守庸前往交涉,经陈的一番努力,终将全部税款追回。陈守庸的才能更受各方赞赏。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守庸的圣约翰大学同窗刘鸿生(时任上海招商局总经理)特聘陈守庸到汉口招商分局(属二等局)任经理,月薪有七八百银圆,但陈守庸却选择回家乡,任温州招商分局(属三等局)任经理,月薪只三百银圆。陈守庸到任后,温州殷商豪绅纷纷推荐亲友前来要求陈守庸提携,都被他一一婉拒。他认为办公人员要“精简”,以免多耗公费。

陈守庸精通英文,曾支持帮助温州著名民族企业家吴百亨打赢了与英国“英瑞公司”“商标之争”的国际官司,为振兴温州地方民族企业立下汗马功劳。

抗战期间,陈守庸的温中学生梅思平在南京的汪伪政府任职,他多次致电陈守庸,请他出山,并许以高官厚禄,都被陈守庸断然拒绝。后梅思平又千方百计邀请陈守庸才能出众的儿子陈俊良去南京伪政府任职,同样被陈守庸严辞回驳。

陈守庸晚年闲居在温州和上海之间,但对地方公益事业仍保持一份热心,与众乡贤倾力共襄事成。如1947年温州普华电灯公司设备需更新,陈守庸特从上海美国救济总署为普华公司购到1700匹马力的发电机。因为资金短缺,昂贵的运费无力支付,陈守庸又出面四处奔走,说服在沪的温州同乡赞助,终于解决困难,让先进设备在温州顺利安装,使万家灯火的局面得以恢复。

晚年,陈守庸居家撰写诸多珍贵的温州文史资料。如《我所认识的孙诒让先生》、《辛亥革命四十周年回忆录》等。1961年浙江省举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陈守庸作为还健在的辛亥革命元老,受邀赴杭州参加盛会。

陈亦侯(1886—1970)是陈家兄弟中老五,故人们称其“陈五爷”。是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最早期的一批学习外交的学生,毕业后在湖南师范学堂任教英文。1912年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27年应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邀请,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1929年调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后任分行经理、天津银行同业会会长,兼开滦矿务局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

陈亦侯人生最出彩的是他冒死保护金编钟的故事。

1922年,溥仪娶婉容,婚礼排场大,却没有钱,皇帝将清宫珍藏的贡品金编钟一套十六件和一些珍藏作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四十万。到期后,溥仪无力偿还,这些文物就留在了银行。因为时局动荡,1932年,金编钟被运送到英租界的天津盐业分行银库内。总经理吴鼎昌将国宝的保护工作交给了他信任的陈亦侯。

抗战爆发,天津将沦陷,陈亦侯曾经请示吴鼎昌:国宝万一无法保住,怎么处理。吴鼎昌回电是一个“毁”字。陈亦侯深知金编钟的价值,他下决心要奋力保护国宝。他与当时任天津四行储蓄会总经理的好友胡仲文商量后,秘密将金编钟转移到天津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并且机智地在地下库门口堆上好几吨煤炭,将门封死。金编钟转移后第三天,日本人派20多名军警冲入银行搜查,还把陈亦侯请到宪兵队,软禁起来,以死威胁他。陈亦侯一口咬定金编钟早已销毁,让蓄谋已久的特务无计可施。日本兵走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还有军统头子戴笠又到天津追查金编钟,还暗下密*令。陈亦侯临危不惧,机智应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亦侯与其好友胡仲文将他们冒死保护了二十多年的国宝清单一一整理出来,交给故宫博物院。直到1981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将陈亦侯与胡仲文历经劫难,保护金编钟的故事拍成电影,他们的护宝事迹才被世人盛。

著名书法家、陈亦侯的儿子陈骧龙回忆:父亲常对我们说,我是老爷,你们可不是少爷,你们以后如果在外面碰得头破血流,回到家里的时候可以有一口饭吃,但是家里的东西我自有安排,与你们半点关系也没有;父亲一生酷爱收藏,惜宝如命,然而却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成立时,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多件善品、孤品无偿地捐献出来,有的还上交给故宫,在他看来这是他的这些宝贝最好的去处。

陈禹门是陈家兄弟中老三,在黄颂英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回温后,即和温州士绅姚泽夫(姚养吾)、胡方尧、王超凡、陈禹门等计划,组织响应武昌起义,由我召集从前学武的一班同学和绿营中的一班青年共100人成立义勇军……。

陈禹们的子孙中名人辈出,中国美术界著名油画家陈天龙是他的小儿子。他的外孙郑大迪是发明了几十项重要的专利,他的“水力浮动式转矩平衡重升船机专利技术”经多个单位的共同努力,成功地让大型升船机直接与下游入水对接并安全运行成为现实,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还让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领先世界。

陈励任是耀卿公的长子。耀卿公早逝,长子如父,陈励任成为大家庭的支撑者。陈氏的家业由他经营,后来陈励任入股经营钱庄,在钱庄中负责借贷的调度工作。他为人忠厚、方圆,热心公益,乐善好施,肩负培植弟弟们的重任。云舟、禹门、守庸、亦侯都大学毕业,是大哥倾其力培植他们。在采访陈励任孙女、现居住在锦江家园的陈黛娜时,她告知:陈家是个大家庭,五个兄弟都没有分家,大家居住在一起,和睦相处,由我祖父陈励任当家,家庭内务是我祖母项品莲负责。陈励任去世之后,负担这个庞大家族的责任就由陈守庸和陈亦侯继续下去了。那时家里有长工、短工;有保姆、丫环一大群。爷爷们要求家人把他们当自己的亲人看待,不准歧视他们。我记得,陈家有个长工住在三牌坊,解放后,他的下代还与我们来来往往,我们像亲戚一样互相牵挂着。

陈励任有六子二女,老大元龙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其照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一直挂在学校的荣誉学生厅里。元龙与同他的叔父们一起投身辛亥革命,不幸在乘江夏号轮船从温州去上海的途中,轮船在黄埔江口遭遇海难而身亡;老二成龙因病早夭,其他是:夔龙、振龙、瑞龙、圣龙;两个女儿:芝英、素菁。

陈氏第十七世“高”字辈的后人中名人多多。

陈夔龙(1911—1991)是陈励任三子,叔父们和大哥投身辛亥革命的热情,影响了少年夔龙,五叔陈亦侯把他带在身边,培植他读完上海大夏大学后,不久后又送去东京明治大学攻读金融专业。抗战爆发,他回到温州,参加战时青年服务团。因为性格刚直,一身正气,而且危险的事、困难的事抢着领先,在战青团被推为干事,成为该组织核心机构成员,负责社会募捐工作。他与妻子吴琼华两人带头募捐,省吃俭用,吴琼华甚至将自己结婚时丰厚的嫁妆全都捐献出来支持抗战,让市民很感动。许多热心市民将金手镯、金戒指、金条都捐献出来。这些捐款作为抗战经费,有力支援了前线。

温州沦陷时,因为陈夔龙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又会英语,一个汉奸带着日本军官到陈家,请陈夔龙到伪政府做“中日亲善”方面的工作,陈夔龙事先得到消息,出逃隐藏。后来不管日方怎么威胁,他宁死不屈,坚决拒绝。他的这段经历让当时的亲朋好友既担忧又敬佩。后来,陈夔龙在温州联中(现为温州二中)教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而下放到温州近郊农村,1991年去世。

陈夔龙妻子吴琼华,原名吴晚香,是民国时闻名温州的“十二金钗”之一。吴琼华出生在温州仓桥街,父亲开“温州第一斋”纸店。因为年幼失母,外婆对她特别怜爱,将吴琼华带在身边抚养。吴琼华表姐徐宝珠是词学家王季思元配夫人,少年时,吴琼华就跟在表姐夫王季思身边学古典诗词,其“晚香”的学名,也是王季思先生给取的。

吴琼华与陈夔龙的联姻,是当时让人们称羡的“神仙眷侣”。结婚以后,吴琼华与丈夫一起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吴琼华被政府安排到五马小学附属幼儿园(即后来的温州四幼)第三部担任园主任,成为温州四幼创办人之一。在幼儿园工作,多才多艺的吴琼华自篇教材,写出一首首通俗又接地气的温州方言儿歌,让孩子们接受乡土民俗教育。

后来,吴琼华到工厂工作。在温州针织厂,吴琼华仍然是工友心目中的文化人。她是厂里广播室播音员,还经常写文章表彰厂里的好人好事。其女儿陈黛娜说:在父亲落难时,母亲一人承担起抚养我们11个子女的重任,她总是乐观地对待生活,留给我们子女永远是光明的一面。晚年,吴琼华仍然笔耕不辍,作诗词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回忆文章,她的人生美丽而有诗意。她的子女现在还保存着母亲于1986年被当选为温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红色证书以及许多的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诗词作品。

陈振龙(1913—1993)是励任公的四儿子,笔名沉雷。在长辈们严谨行事,爱国济世好风气的影响下,陈振龙小时就好学善思,上进心强。瓯海公学毕业后,1930年进中华艺术大学求学,后又转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承蒙美术大师刘海粟教泽,立志以美术为终身事业。求学时期,就经常在上海、温州报刊杂志上发表画作。他还利用假期、课余时间进上海世界魔术学院学习,拜魔术大师吴思琪为师,勤奋的陈振龙美术魔术兼修。

1933年,与美专同学谷义联合,在温州办画展,展览分西画、漫画、图案画三部分,他的漫画因为贴近生活,栩栩如生,深受观众称赞。学业完成后,陈振龙回到温州,在温州中学担任美术教员。课堂上,陈振龙用一支粉笔,教学生画漫画,让学生耳目一新,这是在温州的中学开设漫画课的首例。后来陈振龙到福州师范学校任教。

八年抗战,陈振龙始终坚守文化阵地,以画笔为武器,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的斗志。如1937年与画家张明曹等为永嘉抗敌后援会主办《抗敌漫画》的旬刊;1938年参与创办“救亡画会”;每月为战青团举办的抗战宣传演出负责舞台美工布置和演员化妆;与战青团剧组一起下乡宣传抗日,还到江西北部的抗敌前线慰问演出。1940年,与同乡的抗日志士成立“画阵社”,创办《画阵》月刊等等。

温州第一次沦陷时,陈振龙在《抗敌漫画》月刊连续发表漫画《上大人》,这套漫画内容生动,通俗平实,问世以后,社会反响强烈。

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陈振龙桃李满天下: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市展览馆馆长郑士仰、在荷兰华侨中有一定名望的美工师杨长荣、中国杰出的温籍画家孟庆江等。

陈氏家族素有接受新思想,新技术的传统。早在1938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团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的“甘露酱油”就来自当年闻名江南的陈氏家族企业“同春酱园”。而从陈氏17代的高字辈起,家族里开始涌现出众多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不长的名单中,仅仅是陈励任一房的儿孙中就占去了四名,陈励任的小儿子陈圣龙就是其中的一名。

陈圣龙,我国著名的食品发酵专家,今年91岁。在他就读上海华东化工学院之前他就已经是温州酿造界有成就的专家。从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毕业之后,他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区去,而离开温暖舒适的江南去了当时最穷困的地区贵州省在贵州扎根,为了他所献身的事业,他和他的一家人吃够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做出了极大的奉献和牺牲。

作为我国第一代食品发酵方面的科学家和省轻工业研究所的所长、作为贵州省食品学会的负责人之一和酿造技术专家,陈圣龙用了他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研究酿造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他发表的多项有关酿造技术的学术论文为我国酿造工业的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多项科技研究成果获取了国家科技成就奖。他以他的微生物理论为基础,通过抑制无用微生物寄生而达到最大限度利用粮食的Q303根酶技术,让我国整个酿酒行业的酿酒效率普遍提升了百分之十左右,每年为国家节省数亿斤粮食。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国务院将他列入第一批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的名单。

和他的父辈们一样,陈圣龙踏踏实实,淡泊名利。他说,自己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所做的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现居温州的著名油画家陈天龙在七个兄弟中排行最小。

1960年,陈天龙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后在罗马尼亚博巴研究生班深造,并留校执教。后来他回到故乡温州,开始他“寂寞的绘画”人生。

陈天龙是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具特点的意象油画艺术家之一。他致力于推动温州美术事业发展,不仅培养了大批年轻的优秀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更是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油画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艺术机构收藏。

2017年12月14日,陈天龙美术馆签约仪式在温州肯恩大学举行。陈天龙捐赠油画和国画作品各50幅左右以及素描、速写和其他绘画类作品;还有先生艺术生涯中的文献资料和相关出版物给美术馆。

据悉,肯恩大学陈天龙美术馆定位为一个兼具规范性、专业性、稳定性、功能与设备设施齐全的美术馆,为陈天龙先生的美术作品提供专业的收藏和展示空间,开展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和活动,策划和举办国内外优质的艺术展览。同时,通过陈天龙先生在美术界的影响力,利用美术馆资源实现教育推广、对外交流和服务等功能,积极推动社会美育,带动温州地区的美术事业发展。

陈励任的两个女儿芝英、素菁都嫁给名门大户。大女儿芝英嫁到温州蝉街名门后裔徐碧晖,“碧晖”的名字来自宋高宗留在温州江心屿的一块碑刻“清晖碧光”,(其中后面“碧光”二字失落)徐碧辉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博学多才,精通英、德、日等多种语言,家族的人凡遇到有关知识方面的问题总是问他。夫妇所育的六男一女几乎全都投身科技事业,在他逝世的追悼会上,女儿徐曼丽在悼词上说,“父亲最大的成就是为国家培育了四个教授……”然而当他在世时并没有想到,日后他的三儿徐嘉炜、女婿陈廷国、四儿徐小荷与他的小舅子陈圣龙一起被列为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徐嘉炜是国际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在国际上,徐嘉炜被誉为“郯庐断裂之父”。

二女儿素菁嫁给南京富商的儿子王香圃。因为当时素菁在上海读书,住在兆丰别墅陈守庸家,认识了王香圃。王香圃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当年两千名入考学生中他夺冠,得第一名。后来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

王香圃、陈素菁育有两子:王绍基、王绍础。

王绍基是西班牙3E国际集团总裁、西中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执行主席和全球海外华文媒体协会名誉主席,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海外特邀列席代表。

在王绍基看来,是外叔公陈亦侯当年的那几句话“我是老爷,而你们可不是少爷”,和“钱只是办事的工具,留不住,不久就会无影无踪,而事却可以铭刻在历史上,造福子孙后代。”这背后所包含世代相传的家风,才让陈氏家族几百年来长盛不衰。

出国之前他一直从事音乐工作,1985年他为了音乐出国,却不想国外严峻的环境迫使他不得不加入经商的行列。1987年,王绍基创建了西班牙第一个华商经贸企业,后来又包揽了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头上宣传品的全球专销权。

作为一位以天下之任为己任的有担当的企业家。2018年,在海内外温州人企业家对话会上,王绍基呼吁:温州企业家们从“赚钱,赚钱,再赚钱”的无休止旋涡中摆脱出来,把目标转移到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去,转移到推动绘制让温州超越自己的蓝图上去。

王绍基这样说了,更是这样做了。

1994年,他把欧洲当时最先进的气体焊割技术引到温州,被纳入国家星火计划;

2002年,西班牙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威望号漏油事件,他牵线协调将中国的先进技术引去西班牙,使西班牙政府原来的十亿美元的清油预算,一下子降低到了八千万,得到了时任国王和首相的书面感谢,而他自己却没有赚到一分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创办了《欧华报》和全球第一个由海外华人控股的西班牙语报纸《东方周刊》;

2004年他为中国华能与西班牙电力集团负责协调,完成了中国在联合国首批九十二个中的十八个,总额为36.6亿元的CDM二氧化碳减排交易项目;

2012年,他在中西两国国家*的见证下签署了使用中国技术,在西班牙投资2.4亿欧元的海港垃圾发电项目;

2018年秋,他带领欧洲新型海水淡化技术团队从西班牙来到温州演示、考察、洽谈。

在王绍基面对媒体的时候,他感慨:“我没有百亿资产,但是我比许多拥有百亿资产的人更加幸福!每一次在欧华联会上响起会歌的时候我幸福,因为我是这首会歌的词曲作者,而且歌曲被我国华侨博物馆收藏;每当我在超市看到农副产品的标签上写着某农业合作社的时候我幸福,因为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立法的提案人;每次我路过看到风力发电机叶桨转动的时候我幸福,因为我曾为中国引进第一台西班牙的风力发电设备一路护航;坐在高铁上的时候我幸福,因为这里有一大块安全管理技术是基于我当年协调引进的西班牙技术。”

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都有陈氏这个庞大家族后人的身影,他们大多在科技界和文化界,命运把他们播洒到了四面八方,但是他们无论身居何处却都始终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络,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始终自豪地认定:我是温州人!(施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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