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崇外街道，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演示垃圾分类全过程监管平台使用方法（郭俊峰 摄；图 | 视觉中国）
北京是中国最早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1996年前后，北京市率先在西城区大乘巷开展垃圾分类试点，从而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摆放分类垃圾桶，号召居民自己分类，但由于后端处理设施缺位，这些垃圾桶逐渐成了“摆设”。此后的十余年里，北京的垃圾分类一直未能走出这个窠臼。
长期跟踪研究北京垃圾问题的陈立雯博士把北京的垃圾分类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奥运前、奥运后到2017年、2017年后。2000年，在申办奥运会时，北京向奥组委承诺：2008年前北京市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50%，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30%。这一年，北京市被住建部确定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但这一时期的垃圾分类停留在从一个桶变成两个或者三个桶的阶段，到后来又增加指标，比如垃圾桶旁边有没有竖牌子，有没有相关的指引信息，但都停留在硬件配置上。”陈立雯说。
“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刘锋 摄）
奥运之后，北京继续推动垃圾分类。从2010年开始，先划出了600个试点小区，第二年增加了1200个，接下来又逐步增加，政策措施也进一步升级。“比方说每家每户要配垃圾分类的小桶和两捆垃圾袋，也开始改造垃圾分类的收运设施，尤其是垃圾楼，还出现了绿袖标、二次分拣员、专门的厨余处理器、智能桶。”陈立雯告诉我，几乎所有关于垃圾分类的不同形式的尝试都是在北京最先出现，但收效甚微。在实践中，很多居民抱怨，自己分好了类，垃圾车来收运时又都混到了一起，大家自然也就对垃圾分类丧失了信心。
2010年，谢新源进入环保NGO自然之友，专门从事垃圾研究和政策倡导。这时，焚烧厂项目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上马，围绕垃圾焚烧的议题，焚烧派和反烧派打得不可开交。在争议中，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两派至少在一点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搞焚烧一定要做好分类，以减少焚烧带来的环境危害。
2008年，北京投资8亿元建成了第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焚烧发电厂，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根据2013年3月，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将建设44个垃圾处理项目，其中包括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京市还决定要将焚烧、生化处理、填埋三种垃圾处理方式按照4∶3∶3的比例进行规划，据刘建国介绍，如今焚烧早已超过40%，生化处理的30%还没达到。
不过，焚烧项目大举推进的同时，垃圾分类却停滞不前。北京市想了各种办法来应对，除了用二次分拣员这样的廉价劳动力，也尝试过进口自动分选机器。谢新源曾去参观过小武基转运站，这里配备有从德国进口的垃圾自动分选设备。“混合垃圾运到一个分拣厂，在里面破袋，主要原理是根据滚筒的筛孔大小，把塑料、灰渣筛出去，剩下就默认为是厨余。虽然分拣效率高，但厨余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小包装，影响到后面堆肥的效果。”即使分选效果更好，面对北京每天将近3万吨的生活垃圾，设备的投入也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垃圾分类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二十年，屡战屡败，解决方案终于又回到最前端的个人分类上。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到2020年底，要在包括北京在内的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上海率先启动立法，并于今年7月1日开始全面推行强制垃圾分类。据报道，北京也将推动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并逐步实现全覆盖。
7月1日，上海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正式实行，为了迎接大考，各小区垃圾箱房进行了精心改造，设专人全天值班（刘锋 摄）
分类与回收的利益纠葛
和王秀芳在垃圾桶旁聊天时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当我正问起其他垃圾桶里的塑料瓶、易拉罐之类的可回收物如何处理时，她的余光瞟到一个年轻男子骑着自行车驶近，车把手上挂着一个大编织袋，王秀芳见状立刻压低了声调。等年轻男子远去，她才告诉我，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年轻男子，但能卖钱的可回收物都会有专门的人来收，公司也不准分拣员动。
在过去，拾荒大军消化了出现在垃圾桶里的大部分可回收物。然而，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和疏解整治行动的开展，以及废品回收行业利润的下降，这一体系事实上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迅速瓦解，很多城市居民已经很难在小区附近找到回收废品的小商小贩，街头拾荒者的身影也越来越少。如此一来，原本进入废旧物资回收网络的低值可回收物（如玻璃、废旧衣服等）大量混入生活垃圾收运网络，许多城市垃圾收运量普遍剧增。
《塑料星球》剧照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分析称：“传统废旧物资回收可以直接在源头实现垃圾减量，源头垃圾分类越细，再生资源品位就越高，获利就越多，该回收网络垃圾分类积极性高。与之相反，传统环卫系统原生垃圾产生量、收运处置量越大，其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因此除了在处置设施超负荷倒逼外，没有推动垃圾分类和减量回收的动力。这两套独立运行系统在源头上存在的利益冲突，废旧物资回收和生活垃圾分类的两套系统缺乏统筹，必然降低城市固废分类、收运体系的运行效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强制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垃圾分类和回收“两网融合”。在一些小区，居民要想出售积攒起来的可回收物，只能打电话给指定的废品回收员，这些废品回收员由政府发执照，持证上岗，其他的小商小贩进入小区交易，相关部门可以进行处罚。
在过去，废品回收是市场主导，归工商部门管理，而垃圾收运是政府主导，归环卫部门管理。“它（可回收物）也是垃圾，而且是品质比较高的一部分，等于说你把肥的那一部分都拿走了，剩下瘦的，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管理。”刘建国说，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要统筹来考虑，“肥瘦搭配”，“垃圾处理的一部分成本可以在回收中得到一定的弥补，反过来讲，回收对垃圾减量做出了贡献，也应该得到一部分补贴”。
然而，“两网融合”并非易事。垃圾管理的条块分割严重，有的归街道管，有的归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管，有的是物业公司，每个系统都有各自的行事风格和禁忌，其他部门很难插手进去。在北京海淀某重点高校做废品回收十几年的一位老板告诉本刊，他觉得要想融合没那么容易，利益的问题不说，像他所在的大学有很多涉密材料，学校通常只会选择长期合作伙伴，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学校家属的他能在里面干十几年的原因。
除了要解决垃圾领域里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垃圾分类要推动，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人，在于每个人能否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