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尔达出身名门，其父是州高等法院的法官，她向往奢华生活，渴望出人头地。而这也正是年轻英俊的菲茨杰拉德所梦寐以求的。
像黛西在盖茨比心目中一样，菲茨杰拉德非常了解珊尔达的内心及她向往的生活。他是把珊尔达及她所属的社会阶层看做一体，作为自己的至上理想来追求的。菲茨杰拉德对满足珊尔达未来的物质生活需要有充分准备。
战后他曾到纽约谋职，但收入不能令他满意，他决定靠写作赢得他们未来生活的保障，然而他的书稿接连被出版商退还。珊尔达不满于他不能很快取得成功，遂与他解除婚约。
菲茨杰拉德失望之余，把120余份退稿单贴在墙上布置自己的小屋，同时闭门谢客，潜心写作。1920年3月，小说《人间天堂》出版，菲茨杰拉德声名鹊起。珊尔达马上与他重修旧好。
4月3日，两人完婚。口袋里装满了金元的青年作家赢回了自己的“金姑娘”。这使菲茨杰拉德对财富的认识又多了一次感性经验。小说中，尼克接受盖茨比的教训，与贝克结束了恋爱关系。而有充足理由感到幸运的作家却大胆地往前走了。
成名后的菲茨杰拉德旋即偕妻子跨入富人世界。他极尽挥霍之能，放纵于爵士时代的宴乐中，成为纽约和巴黎的社交名流，被冠以爵士时代“金童”的雅号。
他虽然有时会为自己的狂热生活感到不安乃至自我谴责，但他无力抵御这种诱惑。1922年秋，他定居在纽约长岛的豪华别墅里，过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写的那种挥金如土的生活。
透过自己的生活氛围和生活方式，菲茨杰拉德对富人的本质、时代的精神及传统美国梦想的堕落认识得十分清楚。他在《崩溃》一书中，曾坦白承认他一直不信任有钱人，然而自己却不停地为金钱而劳累——因为有了钱，他就可以享受到有钱人舒适、优雅的生活。他理智上彻悟如尼克，行为上却如盖茨比一样沉湎其中难以自拔。
1925年，他完成了自己最伟大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再次在小说中以自己和珊尔达为模仿对象。小说的成功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评价。
评论家们多注意到了小说与时代精神的联系，称作者是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而作者本人的意见却是，即使平生最了解的批评家对这本书的真正含义也毫无洞察。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在尼克的身世行为与盖茨比的心路历程中，难道不能看出作家的影子吗？作者曾说过，有时我不知道珊尔达和我到底是真人，还是我的一部小说里的人物。
从盖茨比的悲剧中，菲茨杰拉德也许天才地预见了自己的不幸正一天天临近。只是那时，他正处在创作巅峰，世人又怎么会在花团锦簇中窥见这位金童未来的不幸？又有谁愿意把这不幸与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作家联系在一起？
无节制的生活给菲茨杰拉德和珊尔达带来了巨大的身心痛苦。《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之后不久，珊尔达得了精神病。其后发作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不得不在医院度过余生，最终死于医院大火中。
菲茨杰拉德本人酗酒过度，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创作激情严重受阻，常常囊中羞涩，迫使他不得不写些大失水准、连自己都无颜再读第二遍的作品。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债务缠身，健康恶化，以致精神近乎崩溃，曾两度企图自*。
逝世前三年，他移居好莱坞，靠写电影脚本为生。1940年，他因心脏病猝发谢世，留下一部未完成的手稿，认为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从菲茨杰拉德通过尼克表现出的对盖茨比悲剧的反思与幻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态度：他既有尼克的清醒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同时又怀有盖茨比“永不腐蚀”的梦想。
除了对富人的认识外，尼克还通过竖有埃克尔堡大夫眼睛的广告牌表达自己的观感：这张广告牌在小说第二章刚出现时，牌上大夫巨大无比的眼睛“若有所思，阴郁地俯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堆”，显得忧心忡忡。
在悲剧就要发生之前，广告牌上的大眼睛被威尔逊称作是“看见了一切”的“上帝”。它虽然巨大无比，却暗淡无光。这一象征又可理解为上帝空洞的眼睛，它看到了悲剧自始至终的发生发展却又无能为力；那片阴沉沉的灰堆则是美国道德社会的写真及书中富豪们的精神现实：一片荒芜的废墟。
尼克的这种视角——通过故事中的人物来反观自身，又能全身而退——得以给出一种劝诫，点出一种醒悟。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经常用的手法。
比如《红楼梦》里的空空道人，这样一个世外高人，他能够看懂姻缘的天定、艳遇的荒唐、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滚滚红尘中的诱惑虚妄，到大结局时，他会提出劝诫，让人看破红尘，放弃*，参透因果，归真求善。小说中的人物通过这番劝诫，往往最后亦能幡然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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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模仿艺术”
本期编辑 | 唐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