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狸与小浣熊十分相像，易把二者弄混是因为二者头部都有一块白斑，但其实二者体型差异明显。
比如说，果子狸最著名的出场是在《红楼梦》中，大老爷贾赦孝敬贾母的风腌果子狸，贾母后来还将它赏给了最心疼的宝玉和黛玉。在此之前，宋朝的苏轼亲自烹调果子狸，只为了巴结黄州太守徐君猷。古往今来，野味的出现，因为稀缺所以伴随着食客地位的至上。
随之而来的还是一份谈资。明清时期，“水陆八珍”涉及鹿筋、熊掌、鹿尾、驼峰、象鼻、豹胎、狮乳、猕猴头。而它的现代意义是我们几乎能在每一次相声的报菜名中，首先听见熊掌和鹿尾。
被制成手撕干巴的麂子肉。
“好吃”在这里是一个绝对主观的命题，被加入太多情绪的食物在讨论口味时毫无意义。在问今年吃过麂子肉的朋友是否好吃时，他这样回答：“虽然有点腥，但是味道好。”——判断口味前后矛盾，在自我安慰中带着一份不可质疑的虚荣。
柴而腥的食物又怎能与已经培育完善的家畜食材相比呢？美食家蔡澜先生一直有一个观点对此事进行判断：“野生动物未必好吃过家猪家禽。人类饲养动物有几千年经验，养殖智慧塑造的食材，必定是优中选优，加之厨师经常处理，熟能生巧，绝非野味能比。”
吃野味绝非现代案例，也非中国特色。在俄罗斯有熊肉罐头；在非洲有专为游客准备的野生动物之宴（主要为斑马和大象，这也是当地流行病极多的原因之一）；澳洲吃袋鼠；东南亚吃蛇和鳄鱼；在北美和欧洲都有捕猎期，花钱买到执照，根据法律进行捕猎然后吃掉。这背后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山区民间，吃野味的历史初衷在于自保与生存。
冠状病毒的来源已经能够确认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味。©Dy.163.com
但是拿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来佐证吃野味的合理性是不恰当的，各民族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以穆斯林吃牛羊为例，挑选、宰*、烹饪都有自成体系的符合健康的逻辑。在允许狩猎的国家监管到位，大部分不允许售卖，而不管是 SARS 还是新冠状病毒，追溯到广东和武汉的野生动物市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暗黑链条下城市人的虚荣心、征服欲以及金钱的味道。
在《三联周刊》的一次采访中，江西森林公安曾查获了一辆装满了野生动物的车辆，4000 多种野生动物，全部死亡运输。人和死亡动物长时间在一起，交叉感染极易发生，从事野生动物运输的工作通常也是病毒的源头。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皖南山区的中药房，老板常年收购野味，深山的农民抓来乌梢蛇、刺猬卖给店主。乌梢蛇在中医书籍中的药效是祛风湿，又因是冷血动物，在民间被传为适合夏天清热解毒吃的良方。而刺猬皮也是一味叫“仙人皮”的药，被称为有止痛止血的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