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1期,原文标题《鄱阳湖治水》,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作为沿湖居民“问水要地”的产物,圩堤在这轮洪水中显得比较脆弱。人地矛盾尖锐的鄱阳湖流域,在经历过1998年的大水后,抗洪思路已从“严防死守”转变为现在的“主动进洪”。
记者/黄子懿
摄影/黄宇
鄱阳湖周边的很多土地,实则是人为围湖造田及造堰而来
圩堤之湖
站在油墩街荻溪村的决口处,50岁的黄来援反复给我分析为什么决堤会发生在他家门口。他语速飞快,不停地比画着手势,情绪激动,“就是我这里不牢固”。
黄来援的家直面崇复圩,门前只有一棵树,房子后面是稻田,对岸河道内也没人盖房。沿着未倒的崇复圩一路走到他家,可见很多村民都将房子盖到了河道内,“这样能省点土地”。黄来援觉得,这种内外都是房子的结构,会让所处堤段更牢固。
最关键的是,在他家门口这段是泥土质地的。决堤后,这里石板路毁坏,内部泥土裸露在外,上层干瘪,有丝丝裂缝,下层因浸水显得潮湿松软。崇复圩有8.2公里长。黄来援说,1998年上游决堤后,政府进行了加固维修,用水泥打实,在外层铺上六角形石板。但限于财力,只是加固了那次决口附近地段,并没有轮到这里,现今的决口有约80米长。
西河的崇复圩,在本轮洪水中一共有四处决口,长度都在百米以下。而鄱阳县城附近的圩堤决口长度更夸张。7月8、9日,距县城约15公里处的问桂道圩、中洲圩产生了127米、188米长的决口,昌江水涌入,淹没3.7万多亩耕地,超5.2万人受灾。在村民们的记忆里,中洲圩在上世纪50年代及1995年、1998年的洪水中倒过三次,问桂道圩在60年代倒过一次。
圩堤,这个对外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词,在这轮洪水中曝光率极高。截至7月19日,圩堤的频繁倒下,导致鄱阳湖流域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200亿元。对于湖区的居民来说,圩堤本来类似于北境的长城,是保护他们免受洪水之患的建筑,如今却显得无比脆弱。
“圩堤是人与水争地的产物。”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说,鄱阳湖围湖造田历史悠久,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我国人口爆发期增长迅猛。当时,以鄱阳湖等为代表的粮食主产区开启了大规模围湖造田。“围湖造田、水口夺粮”“与水争田东山低头,向湖进军西河让路”成为响彻乡间的时代口号。新中国成立后,围湖造田的围垦面积超过了五大淡水湖面积之和,有近1000个湖泊消失。鄱阳湖面积缩小了1210平方公里(约25%),调蓄能力下降超20%。1998年后,大规模围湖造田被叫停。
黄来援夫妇在荻溪村的决口处,他们身后的家已荡然无存
老一辈的村民们还对围湖造田有印象。在他们的叙述里,这与鄱阳县的移民历史有关。问桂道圩附近的邓家村是一个拥有7000人的大村,村民们说,其祖辈是数百年前中原战乱时从河南南阳迁来,最早是在湖边养鸭子,慢慢围堰。为了生存和传宗接代,移民们信奉多生多育,尤其是儿子,而要养活这些人口,村民们只有问水要地,围湖垦种。从地图上能看到,昌江在问桂道圩附近拐了一个120°的弯。
1954年,鄱阳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严重灾害,此后政府非常重视防洪工程建设,于50~60年代在围垦土地边大规模修建、加固圩堤。很多圩堤是最初村民们垒起来的土坝,内外相对高度可达10米。问桂道圩、中洲圩的长度分别是9.7公里、33.72公里,皆修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日常兼具防洪与交通功能。
鄱阳湖畔双丰村村支书彭芳腊还记得,60年代某次鄱阳湖大水后,十几岁的他帮着村里挑担子修堤,“挑的全是泥巴,就往圩堤外面一倒,也没有机械给它压实了”。2020年这次洪水中,他守护的一座保护万亩良田的圩堤也倒了。他看到,圩堤是“洞连着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的,垮塌前,硕大的蚂蚁与老鼠从洞中随着水流不停地涌进来,吓得前来抢险的防洪干部大哭。
“这些圩堤都是农民自己挑筑的土堤,洪水来临时隐患很大。现在干流的大堤建设都有质量标准要求,比较坚固,洪水来临时就是这些圩堤容易出问题。”程晓陶说,1998年洪灾时,靠着军民一心的“严防死守、死保死守”,长江干堤仅九江有一处决口,因为封堵及时,受淹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但是长江中下游的洲滩民垸却有2600多处圩堤溃决,淹没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资料显示,那一年,鄱阳湖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有870多处圩堤决口,400多万间房屋倒塌,159万人无家可归。
如今,鄱阳湖流域圩堤有449座,超过3000公里长的圩堤守护着数百万人。鄱阳县内有47座圩堤,全长417公里,但除县城周边的沿河圩等重点圩堤之外,其余多是“土坝”,年代久远,堤脚松软。当堤外水位高企,长期浸泡堤坝后很容易产生渗透、泡泉与管涌,进而造成决口。问桂道圩、中洲圩都在一夜之间,从直径不过几十厘米的管涌,变成了超100米的决口。
即使是在机械化作业已十分成熟的今天,抢救这些圩堤都十分费力。为了修补这两处决口,中国安能集团的抢险队伍24小时轮班作业,分别花了5天、9天抢修,“难度很大”。问桂道圩现场指挥员李生祥说,这些圩堤不比城市,路只有5米宽,大车根本进不来,两车交汇时很麻烦。他们抢险首先是要修路拓展,进占填筑,再修筑作业平台、会车平台等等。由于道路和作业平台狭小,运送石料的货车到达现场,一般需要在路上等待多次。7公里的圩堤,一个来回要跑1~2个小时。最后,安能集团动用运力1万余台次,累积填筑超8万立方米石料,才合龙两处决口。
抢险最紧张的那几天,整个鄱阳县像是一个四处漏水的屋子,各处圩堤不断出现险情,县政府的汛情通报里每天都有至少30处新增险情。截至7月19日,47条圩堤共出现险情489处,有14座圩堤漫堤决口。鄱阳县只是鄱阳湖流域的一个缩影,其周边的永修县、湖口县、都昌县,不断发生决口与险情。
“到处都在溃坝,我们不可能一一修补,只有力所能及地修补一些重要的大圩堤。”安能集团南昌分公司的一名领导强调,上级部门要求他们优先抢修保护万亩农田的重点圩堤,如问桂道圩、中洲圩等。油墩街镇的崇复圩,则一度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只有靠镇里自己想办法。
这与1998年洪水后的圩堤分段加固政策类似。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刘小东曾撰文指出,1998年后,江西省曾研究过多种圩堤防汛方案,其一是全面加高加固圩堤,但因工程量大、投资高、工期长、适应性差等原因,很快就被否决了,取而代之的是加高加固部分重点圩堤。
“如果全部加高加固,一个县的财政可能都不够用。”一位干部对媒体指出。有媒体分析的数据显示,在长江中下游六省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省的公共财政收入最低,防洪投资完成额也最低,2017年为72.5亿元,不到浙江的三分之一。
珠湖联圩上,基层干部们在防汛巡视,这座重点圩堤直面鄱阳湖,保护约10万人
从“防”到“疏”
14座圩堤决堤后,鄱阳县的防洪工作一如战时,气氛如临大敌。
县城入口的一座桥上,每天都有几十位当地人在上面观望河边堤坝的情况。桥下的沿河圩是保卫县城的第一道防线。此处与县政府直线距离仅3公里,在7月中旬出现了渗水,一旦失守,县城将成一片汪洋。7月14日,县城主要道路上被连夜垒起高约1.5米、宽约2米的沙袋与泥土防线,道路最窄处甚至只有一米,人车不能同行。这是县城布置的第二道防线。
在油墩街镇,镇长方续平换上了一身迷彩服,在前往荻溪村的桥头坐镇指挥。在西河其他段落,镇政府紧急调配了运输车,拉来石料,往尚未决堤的堤边倾倒,用挖掘机压实填平。7月17日,方续平对我说,镇里将组织工程队把崇复圩合龙填平,然后抽干里面的水,以便尽快复工复产。
程晓陶说,当前,国家堤防管理根据保护对象采取分级制,一级堤防防洪标准达到百年以上,二级堤防达到50至100年,三级堤防30至50年,四级堤防20至30年,五级堤防为10至20年。“一些中小圩堤标准在五级以下,只有靠乡镇和村民自己管。”这是当前防汛工作的一个难点。近20年来,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外出务工,靠村民们自己维护堤防的模式难以为继,汛期查险、排险、抢险的力量更是不足。
“现在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哪有足够的人上堤防汛?”刘小东指出,防汛时,漫长堤线仅有干部督促和解放军抢险远远不够,更要有大量劳力上堤巡堤查险,及时发现险情。他提到,2010年,江西抚河唱凯堤在低于1998年水位的情况下决堤,其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劳动力不够。“这正是有关领导早就指出的‘人防胜过堤防’。”问桂道圩、崇复圩决堤后,都有村民反映,决口之前,并没有人预警。
在油墩街镇,我能感受到这种劳动力紧缺。带着红袖套不停走动的防汛人员,多是年过五旬的中老年人。偶有一个青壮年的身影,上去一问,皆是在外打工数年的游子,听说家乡有难,才千里迢迢赶回。在邓家村,我还遇到过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专程从昆山的建筑工地赶回来,带着红袖套临时参与防汛,指挥石料车加固未倒的圩堤。
这些归来的相亲们说,外出打工也是迫不得已。“问水要地”没有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当地人口多,人均土地就少。在油墩街镇,10年前的耕地面积为7.06万亩,人均只有0.7亩。“镇里还是出去打工的多。”方续平说,这种情况下,平日的防汛重任就落在了基层干部身上。
安能集团人员在问桂道圩抢险,一些中小圩堤只有靠负责的乡镇自己想办法
防汛是一门体力活,没有秘诀。每年水位一过警戒线,基层干部、街道办工作人员就成了忙碌的防汛人,要寻坝、填沙土、垒沙袋。他们通常几人一班,24小时轮流值守。他们每小时至少一次,在大坝上带着防晒工具走动,累了就在板房指挥部里眯一会儿。“主要是看有没有渗水,如果水是清的,就没问题,要是水流带着泥土,就危险了。”一名村干部说,发现险情要及时向上级汇报,后者会派官兵来抢险。那几日,解放军战士成了最忙碌的人之一,成了抗洪的主力。截至19日,县里出现489处险情,共处理了452处。
然而,一味地严防死守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7月13日,江西省防汛指挥部印发特急通知《关于全面启用单退圩堤蓄滞洪的紧急通知》,指出鄱阳湖区和长江九江段防汛形势异常严峻,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湖区185座单退圩堤必须在7月13日主动开闸轻堰,分洪蓄水,缓解抗洪压力。鄱阳湖抗洪,从“防”转“疏”。
所谓“单退圩堤”,是指1998年洪水后国家实施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和“移民建镇”等防洪策略的形式之一,即退人不退田,圩内土地低水种养,高水还湖,“小水归人,大水归水”;另一种为双退圩堤,退人又退田。程晓陶说,这代表着1998年大水之后抗洪思路的一个转变,即从“严防死守”转变为“主动进洪”,从世世代代的人与水争地调整为还洪水以空间,以避免“堤高水涨、水涨堤高”的恶性循环,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
程晓陶说,1993年,美国密西西比河发生了20世纪最为严重的流域性大洪水,也溃决了一些堤防,当地灾后提出“与其让洪水远离人群,不如让人群远离洪水”,溃口的堤防不再堵上,将受淹的地方恢复成湿地,为此从受淹区中迁移了5万人出来。而中美基本国情不同,我国推行“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政策,搬迁的居民超过了200万人。这个过程中,人地矛盾再次凸显。据程晓陶的调查,很多搬出来的居民因为田地与房屋分开过远等原因,最后又搬到圩堤内,“所以后来很多的双退圩又改成了单退圩”。
洪水围困下,这些单退圩有了用武之地。早在省里下发通知之前,就有乡镇迫于水位压力,在单退圩主动进洪。莲湖乡是临近鄱阳湖的一座岛,昌江在此附近汇入鄱阳湖,岛北有长达17公里的莲北圩,保护耕地2.3万亩、人口5万人,在1998年之后被划归为保护万亩良田的单退圩。只要水位达到一定标准,就要主动进洪。7月10日,莲北圩外的湖区水位过高,达到21.65米,濒临21.79米的自动滚水泄洪标准。当地乡镇政府提前做了预案,通知村民转移了部分财产。水漫岛内后,位于圩堤附近的龙口村成了一座水中孤岛。
官兵在县城内主要道路上紧急垒出第二道防线,以防保护县城的第一道圩堤失守
“我们的圩堤本身没有大问题,是加固过的,主要是水位太高了。”龙口村村委委员李国爱说,莲北圩的设计标准是十年一遇,高度为23.37米,之所以主动泄洪,是因为在1998年中吸取过教训,当时莲北圩曾因水位过高而漫堤垮塌。不过,主动进洪也没能挽救龙口村。12、13日,莲北圩其他段先后出现两个决口,大水从三口涌进,淹没龙口村三分之二的土地,整个村子断水断电两天,损失严重,出门只有乘船,直到一周多之后,各方救援人员在此搭上浮桥进出。“那个水像瀑布一样啊,还好主动泄了一点洪,不然缺口会更大,损失更严重。”李国爱说。
江西省估计,湖区185座单退圩堤主动进洪后,可降低鄱阳湖水位越25至30厘米。相较于普遍超警戒线2~3米的水位,这些退水可能还远远不够。据了解,为了以防万一,国家级防汛部门一度做过最危急的预案。7月15日,鄱阳县一位防汛干部对我透露,“我们在做最坏的打算”。
除了单退圩与双退圩外,鄱阳湖流域还有四大长江流域的重点蓄滞洪区,分别在康山、珠湖、黄湖、方洲斜塘,涉及多个区县。这四大蓄滞洪区承担25亿立方米的分洪任务,相当于179个西湖,必要时要炸坝泄洪。这是比单退圩分洪蓄水更进一步的防洪策略,是长江中下游的最后一道保险。
鄱阳县的炸坝地点在珠湖联圩。这里位于县城以西,有长达19.6公里的直线圩堤沿鄱阳湖而建,保护6个乡镇、62个行政村、超10万人口。7月15日,我在珠湖联圩某段看到,圩堤两侧水位差异明显,现场已施行交通管制,有十多位基层干部在巡视,还有上百名官兵在一段长达130米的危险路段抢险。
“炸坝是为了保九江、武汉这些长江中下游大城市的安全。”前述防汛干部说,是否炸坝,关键看湖口站的水位,后者是鄱阳湖在九江的入长江口,只有900米宽。湖口站水位临界点是22.5米,鄱阳湖周边保护5万亩以上农田的重点圩堤都是按照这一水位标准而设计建设的。如果湖口站水位超过22.5米,就可能会启动炸坝。首先运用的是最大的康山蓄滞洪区(分洪15亿立方米),然后就是珠湖,进而是黄湖、方洲斜塘蓄滞洪区。珠湖联圩建于1976年,建设时就考虑过分蓄洪功能,预留了数吨级的炸药放置点,曾在2006年枯水期进行过实弹演练。
类似的蓄滞洪区,在整个长江流域有42个,是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鄱阳湖流域从来没有真正启用过,包括1998年大洪水时。而今,这道最后防线也被提上议程。为此,珠湖联圩内已提前转移了数万名群众。
庆幸的是,之后几天里,随着降雨带北移,鄱阳湖流域放晴,加之单退圩主动进洪等疏导策略,湖区整体水位开始稳中有降。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在7月中旬最紧张的那几天里,湖口站水位最高一度达到22.49米,距启动最后一道防线的关口,只差了1厘米。
(本刊实习记者孙一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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