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可追溯到清朝末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中国辽东半岛。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兴建工业、修建铁路，并成立“关东军”进驻辽东半岛的“关东州”和铁路附属地。日本政界、商界、军方和民间，都将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日本人称之为满蒙）视为国家发展的命脉所在，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其既得利益。
“经营”中国东北的同时，陆军培养出了一批“中国通”。他们或在特务机关任职、或为中国军阀担任顾问、甚至厮混于中国的三教九流之中。“九·一八”事变时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便是其中代表。
同事铃木贞一回忆：“土肥原平素待人接物敦厚诚实，不修边幅，凡事漫不经心，我认为他不是适合于他所从事的那种特务工作的人。但是，他由于被中国人相信而取得了成功。他那流利的中国话，和蔼可亲的态度，吸引了中国人。中国人对他总是那么亲密，和对待我们完全不一样，这也许是天赋的才能吧。”末代皇帝溥仪也说，土肥原“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方对如何统治中国东北争论不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课长们多数主张建立地方性质的政权，避免与国民政府正面对抗；关东军直接推出了伪满洲国这个怪胎，这一决定正是土肥原所推动的。
事变爆发后第四天，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土肥原、板垣和石原三人讨论处理中国东北未来事宜。会上，板垣和石原都主张“一举解决南北满洲问题”、“将全满作为我国领土予以统辖占领”。土肥原则坚持“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经过激辩，土肥原的意见成为了最终决定。
当时，日本外务省为了避免关东军借溥仪扩大事端，严令驻天津总领事关注其行踪，派出领事馆巡警以保护为名进行监视，甚至发出了“如发现溥仪逃走即或击毙亦无妨碍”的训令。但土肥原毕竟技高一筹，他亲自前往天津，告诉溥仪日本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劝溥仪领导这个“国家”。
为了让溥仪摆脱监视，土肥原用尽浑身解数，指使北洋失意政客张璧、军官李际春等收买地痞、流氓以反日为名发动暴乱。暴徒袭击天津日侨居住地及日军的中国驻屯军营房，打死士兵二人、日侨一人，引发全城混乱。中方驻军和警察大举出动，一面镇压暴乱，一面防范日军扩大行动。驻溥仪公馆的日本巡警，也被调走保护侨民。借此机会，土肥原安排溥仪连夜出走，乘船冒着枪声从白河冲向渤海，换成商船抵达东北，进入关东军的控制范围。
获悉溥仪抵达东北，内阁通过陆军省告知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但关东军依旧置若罔闻。1932年初，关东军召集“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各省伪政权头目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借汉奸之口喊出“独立建国”的声音。随后，各省、各县、各界拥戴溥仪的民意纷纷被制造出来，今天一个联合通电，明天一个总游行，后天一个联合大会，热闹非凡。
虽然溥仪不满意关东军给他的职务是“满洲国执政”而非“满洲帝国皇帝”，但在板垣征四郎等人逼迫与劝说兼施之下，还是松了口。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一个活生生的伪政权就这么出土了。
军队在政府没有表态的前提下，竟然制造出一个“国家”，在自行其事上算是登峰造极。此前，若槻礼次郎内阁已因无力处理内忧外患而倒台，新任内阁对关东军依然毫无办法，拖了几个月之后，还是承认了伪满洲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