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工匠史料，书影
但除了这位平咄子和包括那两个把自己名姓藏在壁画下层的其他12名画师之外，就再难找到作者在自己的创作品上留下的名姓了。倒是一些文献中留下了这些工匠的人生细节，但很多都是都令人鼻酸。在一份题为《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P.3964）的文书中，一名叫赵僧子的塑匠，因为“家中户内有地水出来”，但手上却没有修补工具材料，只得将“腹生男苟子”抵押给亲家翁贤者李千定六年，以换取“麦贰拾碩，粟贰拾碩”。在典契中，赵僧子不得不承诺“如或典人苟子身上病疾、疮出、病死者，一仰兄佛奴面上，取于本物”，最左边是他和儿子的画押。
“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七世纪著名打油诗人王梵志的诗卷（S.5641）中如此哀叹道。当今天的游客在大佛窟高达35.3米的弥勒佛像前瞠目惊叹，投身膜拜时，或许很难想到如此宏伟的巨像也是由像自己这样渺小甚至身份更低微的工匠胼手胝足建造起来的。
西千佛洞第9窟西壁顶部画师尚未画完的半成品“飞天”。
02
莫高窟
伟大与渺小的强烈对比，就以这种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得不承认，这正是当初建造这尊大佛时期望达到的效果。这尊由低微工匠辛勤劳动建造的弥勒大佛，是敦煌的官员们给远在千里之外帝都的至高统治者，传奇女帝武则天献上了的一份厚礼。建造大佛的695年，这位女皇刚刚给在群臣的唯唯逢迎声中，给自己加上了浮夸得可怕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慈氏”正是弥勒的意译汉名。翻看编纂于这一时期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就会看到，在这场举国称颂最高统治者的竞赛中，敦煌作为西北边境的名城，同样不落人后。证明君王圣德感天的祥瑞被成批制造出来，一名叫阴嗣鉴的乡民发现一只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周围还有“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色具备”，这只鸟很快被官方解释为“代乐鸟，天下有道则见也”。另一面官员则宣称在冬至这天看到天上出现“五色云扶日，阔一丈已上，其时大明”，这自然是“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这些敦煌上报的祥瑞中，甚至包括一匹得了白化病的狼，只是因为这只狼侥幸没有伤害人畜，就被宣扬成“白狼见，犬戎服，天显陛下仁智明悊、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官员的上奏中还包括一首据称取自民间百姓传颂的歌谣：“圣母皇皇，抚临四方，东西南北，无思不服”——这般文质昭彰合辙押韵的四字谀辞，显然不可能出自当时识字率不足百分之五的纯朴百姓之口。
武则天时代建造的弥勒大佛，又称“北大佛”，图片取自TBS纪录片《世界遗产·敦煌莫高窟》。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敦煌千佛洞的兴衰确实与权力休戚相关。洞窟的修造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政治手段。现存最早的北凉石窟中，弥勒菩萨的交脚而坐的雕塑占据了很大部分，正是因为占据此地的北凉君主沮渠蒙逊是弥勒虔诚的信徒。他的从弟沮渠京声正是弥勒信仰的经典《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译者。北朝时代莫高窟的兴盛，也同样是靠驻守敦煌的两位官员，北魏宗师元荣任敦煌太守后，被封为东阳王，在他统治敦煌的20年间，莫高窟开窟建龛达到了一个高潮。继武则天时代的弥勒大佛之后，721年，另一尊弥勒大佛在它的南部开始兴建，尽管在敦煌发现的文书《莫高窟记》（P.3720）中称这尊大佛是沙州僧人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发愿建造，但也需要注意它的建造时间正是唐玄宗开启开元盛世的第九年。
正在修缮中的130窟大佛，又称南大像，兴建于唐玄宗统治时期。包明杰先生供图。
至高统治者鼎盛的权力造就了敦煌最恢弘的大佛与最华美的洞窟。权力的盛极而衰，也同样将没落的阴影笼罩在敦煌上空。一份在莫高窟发现的吐蕃文书（P.1283）折射出乱世诡谲的气氛。这份吐蕃文书是五位粟特人写给他们首领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到山东被一个名为张忠志的军阀所占据，在他的治下，“居民下颚贴着胸，会将年迈的双亲互相交换烹*食肉”。这里的张忠志，指的就是后来成为成德军节度使的李宝臣。张忠志是他本来的名姓，他在一生中变幻过三次名字。作为唐玄宗宠臣时名叫张忠志，投靠安禄山后，被其收为养子，改名安忠志。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叛，安忠志成为他手下得力干将，但随着安禄山被*，安史之乱渐次平定，张忠志又再度易主，改投唐廷，被唐肃宗封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李，更名李宝臣。由此，他在山东割地自雄，建立起对抗唐廷的独立政权，并且与其他节度使勾结，由此开始了一直绵延两个世纪的藩镇之乱。
此时的敦煌也随着唐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动荡不安。这封书信之所以用吐蕃文写成，正是因为敦煌在安史之乱后，被趁火打劫的吐蕃吞入腹中。它所诞生的时间，正是敦煌最混乱的时代。敦煌的其他文献显示，在吐蕃统治的近七十年间，当地的商业贸易几乎恢复到以物易物的状态，粮食成为唯一的货币，人们用粮食交换日常用品，也用粮食来还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