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乐队主唱沈黎晖（李骁 摄）
1997年，沈黎晖成立摩登唱片公司；1998年，他所在的清醒乐队推出首张专辑《好极了！？》。在专辑同名主打歌之一《好极了！？》MV中，乐手们呈现出与往日重金属乐队长头发、皮夹克、愤怒嘶吼的不同面貌。他们穿着瘦身西装，甚至打着领带，雅痞外表加上内敛冷静的吉他弹唱，与英伦摇滚风格如出一辙。90年代末期，随着Oasis与Blur两支乐队“英式摇滚之战”热度消退，电子音乐的兴起和部分Britpop主流乐队的离开使得英伦流行风潮走向没落。但在刚刚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演唱青年生活的歌曲对人们来说仍十分新鲜。《好极了！？》唱的是咖啡和工作，整洁的白领和纷扰的都市生活，电视、手表、蓝天、土地、眼睛、高楼、抽水马桶……按照超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方式填的歌词没有任何叙事，也无一丝抒情，他们没有什么抱怨和愤怒，目光开始转向纯粹的个人感受，向周围世界问好的同时，也表达出当年的迷惑和疑问。（ev）
14♪《觉醒》地下婴儿（1999）
1991年，高幸还是个18岁的北京少年，和弟弟高洋以及几个发小组建了一个七人编制的“大型摇滚乐队”，过着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顽主人生，这与朋克精神倒是颇有几分相似。在专辑《觉醒》发行之前，地下婴儿的单曲《觉醒》和《种子》便收录在1997年的魔岩合辑《中国火Ⅲ》中。合辑《中国火》的存在真的像是“一把火”，象征着一场听觉革命正在年轻人中间燎原。地下婴儿在专辑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中国朋克摇滚的缔造者”。90年代末，朋克浪潮在中国势如破竹，年轻的孩子们正在为此欢欣鼓舞，此时的高幸对“朋克精神”一词有了警觉式的抵触，他开始在表达愤怒与不满的态度时，加入更多的隐喻和反讽。为何在应该扛起“朋克大旗”时离开？这成为了众多圈内人的疑惑。这在王水波拍摄的摇滚纪录片《Swing in Beijing》里早有端倪。高幸觉得，西方的摇滚文化打开了心智的大门，但一味地模仿就失去了摇滚所传达的本质，更失去了朋克精神。地下婴儿见证了朋克乐从萌芽、发展到疯狂蔓延的每个过程，直到主唱高幸厌倦了所谓“朋克精神的模块化”，这中间不过短短10年。（卡生）
15♪《复制者》舌头乐队（1999）
1997年夏天，树村迎来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是吴吞、朱小龙、李旦等，这些人大多来自新疆，组了个乐队名叫“舌头”。和这里的大多数“村民”一样，他们怀揣着“摇滚梦”来北京过苦日子。白天在村子里排练，晚上在豪运酒吧、开心乐园、莱茵河声场演出，把新一代年轻人的反抗与反思抛向观众。他们技术完善，现场震撼力极强。崔健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乐队。同住树村的“痛苦的信仰”（今天的痛仰乐队）还专门翻唱了这首《复制者》。2003年，戏剧导演孟京辉将翻唱的《复制者》作为他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的插曲。
《复制者》是舌头乐队每一次在音乐节的开场曲或压轴曲，当熟悉的音乐前奏响起，乐迷们已经摆好了姿势准备边POGO边合唱，主唱吴吞开个头，后面全场就能“走起来”。他低沉的声音在夜空中重复着，像用语言在“复制”着这个时代的虚妄。舌头在云南解散也在那儿*，时隔多年后的2013年，*的舌头乐队演出《复制者》时，歌词做了调整。吴吞解释说，之前歌词注重排比，现在做了一些穿插，更有荒谬的感觉。（卡生）
16♪《静止》花儿乐队（1999）
1999年，花儿乐队发表了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当时，主唱大张伟和鼓手王文博都刚考上高中，比他俩大几岁的贝斯手刚从影楼辞职，因为成员平均年龄不到18岁，他们被挂上了“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的称号。花儿用他们的叛逆劲儿唱着朋克，给当时的“北京新声”注入了一股青春力量。《静止》就收录在《幸福的旁边》这张专辑中。大张伟说自己有段时间很无聊，天天看电视到凌晨两点半，所以就写下了这首歌。《静止》的歌词有点像一个青少年的独白，在吐槽完生活没劲儿后，唱出“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然后又晃晃悠悠地来一句“垂死坚持”。《幸福的旁边》专辑卖了差不多四五十万张，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同年年底，被誉为台湾“摇滚女王”的杨乃文在专辑《Silence》中翻唱了《静止》，还凭着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此后，包括徐佳莹、苏打绿、萧敬腾等在内的许多歌手都在不同场合翻唱过《静止》，林宥嘉还说这首歌“影响了台湾的一代人”。（chuu）
17♪《2000年》脑浊乐队（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