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掌控力每况愈下，甚至演出了皇帝在兵乱中仓皇逃出都城的戏码。宪宗、文宗和宣宗这样的帝王，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内斗宦官，外控藩镇，以及防备吐蕃南诏这些虎视眈眈的邻居，难以分出时间管理内政细务。坊市制越发难以维持，卖油的，卖点心的，卖小玩意儿的小店铺便如同雨后春笋出现在这些坊区中。
《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南崇仁坊集市繁盛，“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属于中国人的“夜市时代”就此到来。
北宋初创，便将宵禁制度的“一更”宵禁变为“三更”宵禁，一方面说明赵氏官家们统治变得人性化，另一方面也可见宋朝皇帝们的自信，认为在自己的统治下，扩大夜间的开放程度，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治安问题。为了方便市民夜间贸易，汴京城门很晚才关，而城内却无时间限制。
《东京梦华录》记载，马行街“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可见大宋朝夜市空前之繁华。而到了上元节这一天，汴梁城中各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更盛于白昼。而像宋徽宗这样爱玩的皇帝，则会在城门外专门设置的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
到了清两朝，皇权制度森严，宵禁也“死灰复燃”。两朝法律明文规定：
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在二、三、四更在街上行走的，笞打四十下；在一更夜禁后、五更开禁前不久犯夜禁的，笞打三十下。
如果是在京城违犯了夜禁的律法，则惩罚更为严酷。特殊情况下，只有疾病、生育以及死丧可以通行。但如此严格的宵禁制度，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用处。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尽管如此，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此时中国之城市面貌，与两宋时相比，不由令人叹息。
北京街上的宵禁，直到晚清时还在实行。辛亥革命后，绵延数千年的宵禁制度才终告废除。
宵禁的存在，在战乱频仍时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维护治安之用。但当经济发展，商业社会需要前行之时，这种制度就不免成为了阻碍进步的枷锁。制度本身无对错，如何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采用相应的政策，才是为政者必须不断思考的问题。
参考资料：曹胜高《论晚唐宵禁制度的松弛及其文化影响》、郭建《古代的宵禁制度》、骆彦宁《宋代夜间治安管理研究》、梅雪《唐代宵禁制度与唐传奇的时空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