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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道：
“敌后方一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一段时间的清理，整顿与巩固（消化），然后再发展。”
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思路。
面对历史机遇时，中共通常反应几乎都是先量后质，即先以量的膨胀满足现实需要，以人员的扩张造成规模。
扩张告一段落后，再求巩固、提高。这种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质的提高的发展模式，如中共自己总结的：
1、大发展带来的问题在干部政策上，要运用一切可以利用来抗日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一党的，非党的，可靠的，投机的，阶级异己的，都可以利用他们来发动抗日运动。
但在选择各种群众团体和政权机关的真正负责干部与发展党员的时候，又必须是“精雕细刻”的。如果只有后者的精雕细刻，而无前者的大刀闯斧，那就会一等莫展或发展很慢，不能跳出地下党的狭小的圈子。如果只有大刀阔斧而不同时有后者的精雕细刻，就会在弄起一个很大场面之后，自己不能掌握。
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却又理论先行的政党，中共发出的相关指示通常会强调量和质的平衡，即便中共中央1938年3月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文件中，也没有单纯强调发展，而是要求新党员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并且照例会谈到：
“对新党员应注意给他们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
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党员人数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
不过，基于强烈的效率优先原则，中共政策的倾向性常常十分鲜明，实际操作者亦学会从面面俱到的表述中领会核心内容，从而跟上政策的指挥棒，和历史上政治力量普遍依赖精英不尽相同，中共特别强调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量的膨胀无论从理论认知还是实际操作言，都是中共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这种高度追求效能的机制，不可避免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以山东为例，1939年7月山东分局的报告提到，现有党员大约5万余人，计制以8、9两月为冲锋月，迅速发展党员，“一区委扩大3万人，三区委25000人，二、五两区各2万人，四区委15000人，六区委1000人，共11万多”。
1939年，山东根据地地域还很有限，这么小的控制地区，两个月就要发展11万党员，相当惊人。
热衷数字追求，势必导致杨尚昆谈到的问题：
“华北党在大量发展中，一般的现象，都是追逐数目字，只重量，不重质，因此，不合中央所指示的‘党内要严’的原则，大开门，拉夫，无例外的如此，有一夜发展四十个党员的，有三分钟发展五个党员的，有骑着驴子‘跑’党员的，有打锣号召入党的，什么奇形怪状都有。”
党的发展质量无法保证，又影响到干部的素质，太岳区总结：
“干部的缺乏以及现有干部能力的不够，特别对政权、武装工作的领导毫无经验。”
尤其是中低层干部问题更为严重：
“有的区干部（大部分可说是1/3的）不会开支部会，甚至自己怎样发展共产党员都不知道。”
其实，对大发展必然导致的问题，中共并不是没有预估，但中共更看重的是大发展形成的规模效应及由此造成的发展事实，即当时报告总结的：
2、如何整党？“猛烈开展党与群运（如模范村）是开始创造根据地工作中必要的，对后来其他区域的转变也给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方式与作风应更加提倡。”
因此，尽管发展带来的错误与缺点相当严重，但为中共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但仍得大于失。而且，大发展中涌进了这样一批党员，如王林日记所写：
“对主义政策大概是一点也不很清楚，只是忠实，一上名，就好像上了梁山泊烧了香拜了把子般的。”
这种看起来不一定符合主义要求的党员，当时却未必不是政治力量追求发展的现实助力，忠实是当年中共对党员极其重要的期待。
1939年开始，随着初期大发展告一段落，整党在中共自我改造的目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初是对之前大发展的调整，后来则成为不断净化、提升自己的手段。
整党有两个标准，一是阶级成分，一是工作能力，即所谓“政治上坚定，工作刻苦，有发展前途，能力不低”。
不合要求的党员干部，予以淘汰。
整党的基本要求，在太行发布的整党文件中可以看出大略：
（1）首先审查各级干部，特别分委，支部的干部，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在经过考验、忠实可靠的同志手里，并注意提拔积极勇敢的工人、雇工及贫农同志，树立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骨干；
（2）对那些已经加入党，而实际上只是同情分子，不能艰苦工作和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则勒令他们退出党，保持政治上的同情，并指定专人与之发生关系。
（3）要慎重的洗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敌探、托派、奸细等出党，并将其错误事实向党员解释，以教育全党同志。
具体的程序，太岳关于区村整党的文件有详细的提示：
首先由区委召集支委会或小组长联席会，“研究本支部的环境、发展历史、工作情形，党员人数、成分、履历、社会关系、斗争经历、工作表现及如何发展的等等”；然后开小组会，小组成员互相鉴定；接着区委选择个别党员谈话，了解党员成分、历史、社会关系，征询对支部工作和其他人有何意见；同时区委还须以群众面目同群众谈话，考查支部和党员个人的工作及群众关系；这些都完成后，再召开支委会，做最后鉴定。
这是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结合，既有上级机关的组织、发动和把握，也有党员本身及普通群众一定程度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