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般党员的好坏影响着党的形象，干部则直接决定着组织的效率和力量，整党更关键的还是对中低层干部的考察、整顿。
干部审查标准主要包括“政治观点、工作能力、党的观念意识、日常生活、经济观点及是否能吃苦耐劳等”。
具体从如下一些方面展开：
“每个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过去参加过反对革命（入党前）和反党派别（入党后)活动没有，脱离过党的关系否，脱离原因以及如何恢复或重新入党。如曾被捕或被俘过的干部，则须仔细地审查被捕或被俘过程中的政治上的表现，以及出狱及释放经过（自首叛变分子不应恢复党籍）。”
审查办法在实践中不断严密，冀鲁豫报告：
“首次干部审查工作，除填表之外，并未作出多大成绩。”
为提高审查效果，实行逐级负责制：
“二次审查干部决定，区党委审查到县，地委审查到支书，县委审查到模范支部之小组长及一般支部之支委。区委以上则填表，经常了解，个别谈话，三方面结合起来审查。”
1940年，中共中央直接规定：
审查每个干部时，必须由被审查的干部自己填写表格，并写详细的履历，由干部科工作人员与之作详细的谈话，对其重要关节（如被捕、被俘、出狱、释放及犯重大错误…的经过)，必须找到旁证人写出证明书，根据上述材料精细的审查，并由干部科会议讨论作出结论。
逐级审查后，被认为不合格的党员、干部遭到淘汰。
3、淘汰与提拔1941年3月运东地委报告，6个月共审查地级干部15人，县级373人，区级768人，支部一级303人，审查结果，“不合入党手续的156人，失掉关系或脱离过党的18人，参加其他团体（三青、复兴、会门）80人”。
最终的处理：缩短党龄18人，警告14人，留党察看115人，停止党籍6人，劝告出党1人，开除39人，处理人员占到百分之十几。
干部处理更为严格，1940年晋冀豫区赞皇等9县133个分委中，开除16人，定期开除14人，撤销工作26人，警告6人，共计处分62人，占总数的54.1%。
淘汰具有双重意义，既剔除不合标准者，净化自身，对留下来的干部也是警示和鼓励：“兴奋了每个同志，使他们认识了共产党不是马马虎虎的”，有助于提高干部对组织的认同和体制的忠心。
淘汰是减法，留用、提拔则是加法，一减一加，组织的内部凝聚力油然而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初期大发展可预期的后续效应。
除整党中的鉴别考察外，干部还要接受常规性的考察、考核，这关乎对干部立场、观念、能力的把握，是干部评判和升迁的标准。
日常考察由于涉及干部的使用，不容疏忽，考察的具体方面包括：
“看他的工作效果，效率，工作方式及方法，及其直属上级和同级以及他所直接领导的关系的批评意见，并应注意他是发展进步，还是不长进甚至退步，优点缺点是如何程度，能作哪一级的干部。”
下面一则报告大致可看出干部考察中关注的问题：
整个中心县中最强的要属翼城：
*吴，能掌（握）全局工作，有计划，努力，吃苦耐劳，政治相当坚强，组织观念强，是地方公开的共产党员，能团结各阶层群众，有号召力，坚强努力，只是工作缺乏计划；
宣传赵，积极努力，三人能团结，所以工作能开展而巩固。
最弱的一个是豫北：
*王，缺乏政治远见，握不住中心，严重的犯着事务主义，但还能吃苦努力。
政治观念和能力是考察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对这两者的鉴定常常影响着干部的命运。日常操作中，政治观念因为很难量化，常常似有若无，但一旦政治上被认为有问题，就意味着一票否决，失去博弈的机会。
即*讲的：
“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
尽管自上而下的考核和任命机制，被赋予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具体操作时，干部的来源、成分及相互间的人际关系等因素，仍不可避免会渗入其中，毕竞中共也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
而且，干部的使用常常不得不受制于现实条件，当时文件提到干部任用的捉襟见肘：
4、干部科的作用“干部贪污腐化，已成为普遍的风气，蒙上欺下，领导者又多表现闭塞，因此纪律废弛，使干部日益更加油腻。及至现在有许多干部明知道他坏，但又无法换他，因为还没有发现比他较好的人。”
为加强干部管理及审查，1940年8月，中共仿效苏联专门设立干部处管理干部，在县委以上机关设立干部科，隶属组织部或政治部。
干部科以了解干部为目标，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1942年的工作计划包括研究了解绥德警备区、延安非党、边区非党、延安各县干部，力争“每个干部配制在适当的岗位上”。
干部科另一日常任务是建立和完善干部档案：
“地方上区级以上干部的文件（表格、履历、证明书等等），须送区党委保存。军队中团级以上干部的文件，须送师或军政治部保存。”
这是中共中央加强干部档案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地委为例，各地委组织部要求建立如下档案、名册：
（1）县委名册，每县一页，凡有调动即加以注明，新任县委即添上去。
（2）预备县委名册，把所有预备县委，分批分职（*或委员）注册。
（3）机关干部名册，包括地委机关及县委机关干部。
（4）干部牺牲，死亡、被俘、损坏、开除、叛变的登记名册，每个人都要注明略历及事件的详细过程。
同时建立的还有卡片小传制度，“每人都有一张卡片一份小传。卡片和小传的号码，要与名册的号码一致，以便查考。各种名册，卡片和小传的管理应该统一，由一定的人员负责。”
随着整风的开展，档案材料不断丰富，保存档案成为各级组织至关重要的任务。后来成为革命史专家的李新，回忆他在反“扫荡”时保存人事档案的经历：
“把全华北地方干部（地委以上）的履历表（每人一张薄纸），分成两口袋，由我们两人各背一袋，非到最必要的时候绝不埋藏，而且要保证不得有一份遗失，一定要与这套最宝贵的资料共存亡。”
像中共这样组织严密的政党，党员的履历也就是党员的历史，关系到组织的信任、掌握和运用，某些时候，个人档案既是参考材料，也是组织掌握的证据。
5、点对点沟通除建立制度外，中共更重视通过点对点的沟通掌握干部，毕竟人是活的。
中共要求建立两级了解制度，即上级干部起码要了解两个层级的下属，比如地委要了解县、区两级干部，县委要了解区和中心支委。
了解的内容除了姓名、籍贯、年龄、党龄、工作情绪外，还包括“工作中的干部本身优缺点”，“发展前途、进步快慢、适于做哪类工作”及“社会地位、出身、社会关系”等。
这样的沟通有助于上下级建立紧密的联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形成上下一条线的私人纽带，制度设计总是有利有弊。
中共有自信的是，严密的组织和原则性的强调，可以让干部之间的链条既私人在场，又不至过分泛滥。
了解干部，才能培养和提高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