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土耳其移民青少年。
这个采访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风传，引发关于人才外流现象的争论。正发党议员耶内若奥卢（Mustafa Yeneroglu）对此表示：“如果我们的孩子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认为只有去德国、成为德国公民才能实现抱负，那我们这些政客需要深刻反思。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年轻人相信土耳其。”
2022年，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GIGA）的土耳其裔研究员厄兹图尔克（A. Erdi Ozturk）和塔什（Hakki Tas）在一份报告里提到了土耳其2010年以来的五波移民潮：前四波移民潮的核心群体分别是奥斯曼帝国崩解后土耳其境内的非穆斯林群体、出于经济目的前往欧洲的劳工、1980年军事政变后的寻求庇护者以及库尔德人。
第五波则集合了上述所有群体。其中，医生、工程师等高精尖人才的离开无疑带来更大影响——据土耳其医学协会统计，2012年只有59名医生离开土耳其，而在2021年前11个月，该数字达到1361名；土耳其的年度资本外流数额则从2012年的40亿美元涨到了2020年的440亿美元。
遭遇历史创伤与暴力循环“经济是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最重要课题。”受访的土耳其年轻人均向《凤凰周刊》表达了相似看法。
在土耳其经济的结构性困境爆发后，埃尔多安采取的非正统经济学政策——持续降息、追求经济增长和出口竞争而非抑制通胀，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如今衰颓的重要原因。
2023年总统和议会大选前，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一度落后于反对党联盟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ilicdaroglu）。不满于现状的人们期待，后者当选后将扭转“埃尔多安经济学”、拯救经济颓势，进而改写他们的未来。
但克勒奇达尔奥卢和反对党联盟在5月28日的二次投票后最终落败。埃尔多安以52.18%的支持率击败对手，他和正发党像2002年、2007年、2011年、2015年和2018年一样掌握了局面，继续向前。
一些人觉得这一结果出乎意料，但打开土耳其总统大选支持率版图，这个国家的政治分野一目了然：
支持反对党候选人的地区，包括土耳其最繁华的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和它周围靠近地中海与欧洲的西部地区，首都安卡拉和邻省艾斯基谢希尔（Eskisehir），克勒奇达尔奥卢的老家、少数教派阿列维派的聚居地通杰利省（Tunceli）以及东部库尔德地区。
除此之外则是大片支持埃尔多安的地区，包括黑海南岸的保守地区、安纳托利亚高原一带，还有1939年才并入土耳其、主体人口是阿拉伯人的哈塔伊省（Hatay）。这意味着，相比于困扰年轻人的经济问题，地区发展水平、世俗还是保守、土耳其/库尔德人和逊尼派/阿列维派的身份政治，更能在土耳其人中划分出阵营。
◆2023年5月的土耳其总统大选选情版图。橙色为埃尔多安胜选地区，红色为克勒奇达尔奥卢胜选地区。
2023年2月土耳其南部发生大地震后，外界一度以为严重的灾情和迟缓的救援会改写南部省份的选情，因为保守、落后的安纳托利亚南部一直以来都是正发党的票仓。
然而，灾区11个省份的选举结果显示，除了阿达纳省（Adana）以外，其余10个省份依然投给了埃尔多安。
对于这一现象，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向《凤凰周刊》解读说，反对党的失败，除了克勒奇达尔奥卢个人魅力不足、反对党联盟的六个党派未能在执政风格和路线上达成一致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作为“国父”凯末尔创立的老牌政党，其自建国以来推行的激进世俗化改革，从今天回望，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土耳其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雪》中，描述了1990年代末期发生在东部城市卡尔斯（Kars）的一出名为《祖国还是头巾》的戏剧（实际是一次军事政变），折射出凯末尔推行世俗化改革70余年后，土耳其社会对伊斯兰教的复杂心态和一触即发的张力。
小说中的土耳其世俗政府禁止女生在大学里佩戴伊斯兰头巾，而当地的保守女性为了维护戴头巾上学的权利甚至不惜自*，严格实施政策的大学校长也无端惨死。
《雪》的灵感来自土耳其东部城市巴特曼（Batman）上世纪90年代频繁发生的妇女自*事件。现实生活中，保守价值观和世俗生活的冲突未必都以生命为代价，却十分普遍。
资深国际记者、作家周轶君在《走出中东》里记录了2013年大选前一个土耳其家庭内部围绕世俗化政策的争论。故事中的姨妈来自该国东南部宗教氛围浓厚的城市尚勒乌尔法（Sanlurfa），曾因大学不允许女性戴头巾进入而放弃学业。埃尔多安于2013年推翻了这项从建国开始推行、1997年后严格执行的禁令，姨妈感慨生不逢时，否则命运早已改变。
有评论认为，正因为埃尔多安，一些宗教保守的女性才能获得接受教育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门票，否则她们只能被禁锢在家里，早早结婚生子——如今土耳其大学里戴头巾的女生和街上戴头巾的女警都是有力证明。
作为伊斯兰教象征的头巾，在女性头上摘了又戴，背后是土耳其建立共和国百年来“国家应往何处去”的路线挣扎。
◆伊斯坦布尔老城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2020年被改为清真寺，引起国内外巨大争议。该建筑物历史上曾作为东正教堂和清真寺使用，土耳其独立后，它于1935年被改为博物馆。
一百年前，凯末尔立志将土耳其打造成一个完全现代化、世俗化的共和国。1926年，土耳其借鉴瑞士《民法典》和意大利《刑法典》，切断了国家与伊斯兰法的联系，公共教育体系与宗教完全分离，宗教学校也在1924年被关闭。
然而，土耳其著名经济史学家谢夫凯特·帕慕克（Sevket Pamuk）在著作《失衡的世纪》中写道，虽然20世纪土耳其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率迅猛提高，女性、库尔德人和乡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长年来落后于平均水平，土耳其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存在极大不平衡。换言之，世俗化改革没能触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加上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强制推行的，一旦力松劲泄很快会招致反弹。
为了在保守势力强大的土耳其推行改革，“国父”凯末尔自1925年起建立了一党专制的威权政治体系，1945年后才逐渐向多党民主制度过渡。
1961年新宪法颁布后，土耳其一度迎来共和国史上政治最自由的时期。也是从那时起，土耳其社会形成了不同阶层，如工业资产阶级、小实业家、商人、农村名流和地主，分别创建了各自的利益团体。冷战期间全球左翼思潮涌入土耳其，催生了各类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与此同时，反共右翼团体、与中亚国家纽带深厚的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团体，以及政治伊斯兰组织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使土耳其社会出现了碎片化的政治集团。
到了1970年代末，左翼与右翼武装分子在各地展开暴力活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都发生过屠*事件。1978年，该国南部的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s）更是发生了导致100多名阿列维派库尔德人死亡的大屠*。
◆对1978年马拉什大屠*死难者的纪念集会在2018年后被禁止。
现年62岁的土耳其政治咨询顾问阿提拉·耶希尔拉达（Dr. Atilla Yesilada），依然记得1979年政治暴力高峰时期的景象。
“那时候，几乎每天都能死上30人。”阿提拉向《凤凰周刊》回忆说，他当时就读的是一所奥地利中学，但在左翼人士眼里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象征，一天学校发现了一颗武装分子放置的炸弹，虽然后来炸弹威胁被解除，却依然给他留下非常灰暗的记忆。
“由于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美国地中海舰队士兵每次来伊斯坦布尔，都会有左翼人士朝他们扔鸡蛋。而我呢，虽然不参加两派的斗争，却也被警察拘留了好几次。”阿提拉说。
为了镇压暴力行为，军人再次登上历史舞台。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发生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政变，随后宣布军事戒严。阿提拉回忆，戒严和政治暴力几乎一样恐怖，“坐公交车出门，军人会拦停车子，让所有人下车搜身，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会被拦停两次，每天如此。”
无法忍受戒严生活的阿提拉，在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土耳其，直到11年后才回来。在他看来，军事政变虽然消灭了“政治暴力时期的所有问题分子”，但也再度催生了今日社会中酝酿的政治伊斯兰主义。
对此，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教授刘义曾撰文指出，为了遏制左翼思潮的发展，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和1983年当选总理的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采取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厄扎尔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了宗教保守的东南部地区中小企业的经济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力量的提升。
1996年，信奉伊斯兰主义的福利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领袖埃尔巴坎（Erbakan）组建联合政府后，不到一年就因被指“违反政教分离政策”而遭遇军事政变，随后下台。
对于土耳其总在左倾和右倾、东方和西方之间剧烈摇摆的心态，土耳其作家哈坎·甘迪（Hakan Gunday）有过精妙解读：“土耳其好像一个得了贪食症的忧郁少女，每次照东方的那面镜子，都觉得自己肥胖过度，但照西方那面镜子，又觉得自己瘦骨嶙峋。她不停地吃了二十年，都没有停下来喘口气，因此变得满身肥肉，后来又满心愧疚，便吐了二十年，直到喉咙开始流血，于是又开始吃。”
活在平行世界却又彼此相连奥斯曼帝国时期，该国领土被平分为“鲁米利亚”（欧洲）和“安纳托利亚”（亚洲）两部分，伊斯坦布尔是连接两片大陆的拱门。这里曾被拿破仑称为“世界首都”，居住着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