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是颇受人们欢迎的代步工具。一般单位都要努力弄一辆乃至几辆自行车，或购买（要票证），或上级发放，或通过别的途径弄来旧车。早先文教局有二辆自行车，都是上海永久牌。其中一辆公用，谁下乡、谁有公事，谁用。晚饭后总有人将车推出来，在门口空地上骑玩。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因为这辆车用的人多，坏得也快。还有一辆车归郝局长专用。那时候没有轿车，领导专用一辆自行车，大家觉得正常。郝局长上班下班，乃至下乡（譬如去潘村中学），都骑自行车。他车技很好，不但能一只手把握龙头上车下车，还能作短暂停车，还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骑行，过小沟小坎时居然不下车——先将前轮拎一把，再将后轮拎一把，就过去了。叫人看得发呆。我就差多了。在潘村中学时，有一次骑公家车子往县城，行至山口铺一段下坡，我得意忘形了，不慎摔倒，膝盖处摔成一大创口，鲜血直淌。赶紧到县医院包扎医治。那时候县医院在“天主教堂”，也就是后来的“人武部”。
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是万众瞩目的名牌。还有“凤凰”、“飞鸽”，都很好。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约150元人民币。那时候工资低，一般仅够维持一家人吃饭；甚至寅吃卯粮，月月亏空，要多长日子才能攒够这么多钱？而且要票证。自行车票不是长年发，而是偶尔一次，数百人中难得一张。于是托关系走后门则不言而喻。
出门办事，到外地出差，住宿问题常令人困扰。那年月控制人们出行，旅社甚少；且都是国营集体，官商作风十分严重，大都不作为或不想作为，诸多不便常令住宿人尴尬不已。无论去哪个城市，无论多晚到达，必须去“住宿接待站”排队登记，然后持单到指定的旅社住宿。一个城市，多半在东南西北各处设立几个“接待站”，不常出门者难以找到。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如果信息讹错，指定的旅社住满了，没有空位，还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我就遭遇过这种折腾。旅社多为统铺，十几个人一大间。即便二人间三人间，乃至单人间，房门都是不能从里面拴扣的，旅社职工可以不经旅客许可随意打开。房门上有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玻璃窗口，可以直接窥视房内。那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以防旅客在里面搞“反革命活动”。
经常住不上旅社，而不得不住澡堂。住澡堂也得由“接待站”分配，得等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能入住。这时候洗浴的人走光了，澡堂职工略事整理，搬出又脏又潮的棉被，一个铺位上放一床（下面有一块厚垫），就是今晚的睡具了。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也是住的澡堂。回家不几天，一家人其痒无比。小儿子尚不会说话，身上抓得指痕累累，夜不能寐。我们感觉不对劲，第二天认真翻查，发现染上了虱子。于是全家彻底翻腾，从床单、盖被、蚊帐，到内外衣物，全部用“666粉”浸泡，开水煮，太阳晒……经数日折腾，才将虱子灭绝。留下深刻记忆。
来源：群学书院，原标题“计划经济时代普通人的衣食住行”
作者：朱普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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