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汉朝的户籍管控十分严格。想把户口从乡下迁到城市、从地方迁到京城，别说一般百姓，就连官员也很难办到。
汉元帝时期有一位名叫陈汤的官员，本是山阳瑕丘人(今山东兖州北)；他年轻时投奔长安，做了“京漂”。后来几经打拼，当上了西域都护府副校尉。
时值匈奴的郅支单于与汉朝对抗，陈汤矫诏出兵，大破北匈奴，斩*了郅支单于报捷长安，并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豪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就是这么一位建功封侯的名将，到死也没有获得长安户口。陈汤临终前上表朝廷，希望把家小的户籍留在长安，朝廷不准。陈汤一死，他的妻儿便不得不离开京城、迁往从未居住过的原籍。可见汉代户籍管控之严。
古代的户籍管理也有荒废、瓦解的时候，那便是战乱年代或分裂时代。一旦天下统一，社会回归稳定，王朝便会重建户籍制度，并视为重要国策。
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负责京城保安工作的靖安司，可以随意调阅户籍资料，甚至可以追踪到个人的住址搬迁。
这虽有文学夸张，但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唐帝国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其后的宋、元、明、清各朝，户籍制度虽有演变，但一直是朝廷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除了有登记人口的“黄册“，还有登记土地、房屋的“鱼鳞册”。
当然，古代的户籍管理，主要是为朝廷征税、征粮、征兵服务。百姓为了自我保护，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谎报、瞒报的情况也十分多见。
譬如：某人考中了进士，他的亲友们会想方设法将人口、土地挂靠在他家名下。为啥呢？就是为了享受赋税减免政策。地方官在上报本地户籍人口时，也常会留出余地，就怕完不成朝廷下达的税赋徭役。
古代户籍更体现着身份、等级、权利、义务的差别。大家知道，古代社会“编户齐民”，是把社会民众进行了阶层与职业划分，即通常所讲的“士农工商”。
在很多朝代，如果某家被编入“匠籍“，那他只有世代做工匠，不得改行。如果某家被编为“商户“，他的社会地位便居于末流，参加科举亦受限制。
相反，如果一个人生在官宦之家、或博取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他便可以获得赋税减免的特权，住宅、车马、服饰也可以享受相应级别待遇。
在满清时代，汉人与旗人的区别更大。有时并非族别差异，而是“籍”别之差。清朝除了“满八旗”，还有“蒙八旗”与“汉八旗”。你有了“旗籍”，就可以享受一份“铁杆庄稼”（旗人不事农工，只许当兵当差，按月领取粮饷）。
活在清朝，最大的恩赐莫过于“抬籍”。譬如康熙朝的佟国纲，便是受到皇帝恩宠，由汉军旗“抬籍”入满洲镶黄旗；佟佳氏由此飞黄腾达。
雍正在位时，对河南巡抚田文镜颇为赏识，便将他从汉籍抬入满洲正黄旗。从此以后，田文镜在上朝奏对之时，就可以自称“奴才”了。这算是天大的恩赐！
唐代诗人陈子昂与李白，俱是才高八头，可惜都是四川“户口”。为了谋取功名，他们不得不穿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漂到首都长安。幸而他们都是富家子弟，否则只会老死山林无人知。
白居易年轻时，也跑到长安求发展。文坛老前辈顾况一看他名字便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其实，帝都长安何止米贵，房价更贵！但是想来的人还是挤破头。这与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
说到底，正因为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才会出现那么多“漂一族”。但以农为本的王朝绝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
你们不老老老实实守着土地，谁来种田纳粮？你们想四处游走做生意，谁来当兵服役？你们都想挤到京城，帝都如何能承受？
这时候，户籍管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绝大多数王朝不容许百姓自由迁徙，连和尚、道士都要登记在册。譬如在宋朝，一个人若要出门远行，须取得当地官吏开具的“路引”(相当于“通信证”或“介绍信”)。若投奔到城里的亲友家，也须到官府登记（相当于申报“临时户口”）。
你若没有户口或“路引”，就会被官府当作流民或逃奴抓捕，待遇很惨。因为官府对流民一贯警惕。流民四起、百姓脱籍，意味着一个王朝出现了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