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与地区差距有关，统治者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偶尔会出台调节措施。
以科举考试为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相差甚大。同为读书人，生在贵州与苏州大不一样。两地产生的举人、进士数量十分悬殊。
雍正皇帝就对此产生过警觉：大量的京官都操一口江浙方言，这不太正常！其实他未必知道，官府衙门的师爷们，十有七八都操一口绍兴话，因为“绍兴师爷遍天下”。这放映出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如何调节平衡呢？古代王朝在科举录取时，会在名额上适当照顾落后地区。就像现在，西藏、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定比浙江、湖北低很多。
有倾斜政策，就有人钻空子，最典型的就是“高考移民”。其实这种情况在古代就有。
从秦汉直到民国，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农业税赋也一直是政府的主要税源。安土重迁、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最有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
户籍制度像一道“闸门”，限制人口流动；又像一个“筛子”，把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们筛分为三六九等，让他们安于“身份社会”。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为什么户籍制度会在中国长兴不衰。
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才开启了追赶式的工业化进程。
缺少积累、又要优先发展工业。怎么办？只好让广大农村与农民做出牺牲。于是乎，工农业“剪刀差”、城乡差别、户口壁垒，便成为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
上年纪的人都熟悉三样东西：户口本、粮票、介绍信。无论从乡下进城，还是跨地区出差，这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寸步难行。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大发展，粮票、布票逐渐淡出了历史。介绍信也越来越少用了，因为市场主体多元化了，自带名片就行，不必凡事都申请批准。
只有城市户口，很长时期都像一堵高墙：墙外的人想进去，墙里的人不想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户口背后的福利差别。
子女读书、医疗社保、以及大城市的购房资质，都与城市户口紧密相连。而且，不同城市的就业机会、创业条件、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也存在着显著差别。
因此我们看到：一线发达城市，人口流入压力大；三四五线不发达城市，人口流出现象严重。
市场经济在深化，人流、物流、信息流日趋加大。财税来源、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城乡之间的“水位差”、城市之间的“水位差”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户口这道”闸门”，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
对比而言，改革之前的城市户口，像一道严密的“闸门”；而今天的城市户口，更像一道“滤网”。虽然门槛还在，但个人的选择机会明显增加了。
在最近两年发生的城市“抢人大战”中，高端人才很抢手，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也成了香饽饽。更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我们也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基础差、负债高、产业弱的欠发达城市，即使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也乏人问津。一二线大城市虽好，但其高昂的房价与生活成本，也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另一个隐忧是：许多年轻人到二线城市落户，并非是冲着就业、创业而来，而是看中其相对较低、且给予优惠的“房票“。他们未必会成为常住人口。而另一些常年在城市打拼的人，却因学历、年龄、收入等原因，很难在城市落户。
有人认为，正因为资源不平衡、发展不平衡，设置户口门槛很有必要。殊不知，正是户口门槛固化了这种不平衡。就像一所学校设置了重点班，其实并没有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反而使学生出现分化。
户口“松口”了，从“闸门”变成了“滤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区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供给不足是客观现实；全面放开户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