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国时期《燕京农讯》记载的一个农场的情况：
“本场所植者每亩约产八千斤。……本场所产者平均每斤当洋一分，故八千斤可得八十元。通常三四口之人家有西红柿二株足以供给应用。”
这份报告产生于1927年，根据《中国抗战时期物价史料汇编》记载，以上海为例，上海的鸡蛋平均一个为3.3分钱一个，这已经是全国最贵的价格了，同时期的民国政府所在的重庆，一个鸡蛋仅卖到1.7分钱。按照我们今天比较“奢侈”的标准，2个番茄炒3个鸡蛋，一顿饭绝对不会超过1毛钱。
与此同时，1927年上海市人均月工资大约在14~15元左右，其中造船、机器、丝织工人月工资甚至可以达到20元以上；而像火柴厂这样的工人工资一个月大约在12元以下。而对普通教师来说，月入100~300元。
也就是说，对当时上海的普通家庭来说，即便是天天吃“高配”版的番茄炒鸡蛋，一个月的支出也不会超过3元，这当然是吃的起的。毕竟与此同时，上海市的猪肉价格为3.33毛钱一斤；牛肉为3.76毛钱一斤，且牛肉和猪肉的价格每年都会以4毛钱/斤的价格不断上涨，在肉价如此高昂的年代，像我这样一个礼拜要吃两个3斤以上肘子的人，恐怕真的要饿死吧！
与之相比，在那个西红柿品种还达不到今天要求的年代，1毛钱买10多斤番茄并非难事，而鸡蛋尽管对外的售价较高，但谁家还没几只下蛋的鸡呢？也难怪在西南联大，教授们喜欢带着学生各种吃番茄炒鸡蛋，甚至汪曾祺还对南北方番茄炒鸡蛋做出了非常细致的对比：
番茄炒鸡蛋，番茄炒至断生，仍有清香，不疲软，鸡蛋成大块，不发死。番茄与鸡蛋相杂，颜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炒得“一塌胡涂”。
到了1975年，*同志再度“出山”，不久后邓公便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
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
干部工作餐？
由此也能看出，番茄炒鸡蛋即便是在国人还集体贫穷的年代，依然是老百姓消费得起的重要饮食资源，上行下效，番茄炒鸡蛋甚至一度成为了领导干部们的“标配”，自然也就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美食之一了。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番茄炒鸡蛋已经随着父辈们生活的脚印逐步渗透在了我们“饮食基因”当中，所以尽管当年因为物资匮乏而让大家不得不吃的食物在今天也成了我们心中的美味佳肴，番茄炒鸡蛋随着各地饮食习惯的不同，也发展出了甜党、咸党的争论。
当然就如同前文所说，不管甜党和咸党们的“斗争”再激烈，碰到像马来西亚人用番茄酱 鸡蛋搅拌均匀再炒的做法，还是成了“人民公敌”，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还是需要外部矛盾的刺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