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那一刻具有魔幻色彩。13岁的秋露站在舞台中央，灯光从头顶垂直打了下来，照在她纯白的短袖T恤上，在金黄色背景墙的映衬下，她整个人显得闪耀。
舞台上的秋露不再像往常一样，低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眼睛直勾勾望向台下的陌生面孔，三层楼坐得黑压压一片，她很久没眨一下眼睛。
与她并排站立的13个人中多数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他们双手背在身后，双脚八字站立，一身白衣，衣服背后印着“无声合唱团”几个字，这是指挥老师李博起的名字。
这些孩子来自广西省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他们年龄不等，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作为先天性失聪者，失声是随之而来的另一大障碍。在无声的海洋里，他们就像那条发出52赫兹频率的灰色鲸鱼Alice，塑造着另一个独特又孤寂的世界。
然而，2018年8月4日晚7时许，他们站上了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伴奏的箫声响起，悠扬的古典旋律萦绕整个大厅，50秒后，鼓瑟齐鸣，“无声合唱团”开唱了……
无声世界
2018年12月24日8点15分，早读课。秋露坐在教学楼二楼聋四班的第一排，从抽屉里的一堆小册子里翻出聋校实验教材第七册语文课本。
普校里，周一的早读课往往是一片集体朗读声，而这只能听到书被翻得“哗啦哗啦”的响声。这里是凌云县唯一一所为残疾儿童提供九年义务教育的寄宿制学校，成立于1995年，现在共有79个残疾儿童。学校7个班中，五个培智班接收严重智力缺陷的孩子，另外2个是聋哑班，共计21人，90%的学生是先天性失聪。平日，学校的铁门紧锁，只有每周五下午，家长接孩子们回家过周末时，才完全敞开。
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大门口。新京报记者赵蕾 摄
除了秋露，无声合唱团里有四个成员也在这个班级——15岁的罗安强，14岁的陆美萍，13岁的邓国龙和12岁的何青东。
班主任廖家露没来监督，罗安强从抽屉里拿出白色画纸，用铅笔涂画着，何青东四处张望，也有同学用手语快速交谈，有时着急，下意识拍对方胳膊一下，发出“a”，“ze”的声音。
十五分钟很快过去，下课铃声响起，黑板右上方的绿灯亮了，几个男生一哄而散，跑到操场上追逐打闹，“ 孩子们很难坐得住，对学习的专注力比较低”，廖家露常为此事发愁。
秋露3岁前还是感应性耳聋，家人以为她只是发育迟缓，没放在心上。送到普校读小学后，母亲才得知秋露已经完全丧失听力，她不放心孩子这么小住校，始终没舍得把女儿送到特殊教育学校，直到小学毕业。
秋露逐渐发现自己与弟弟妹妹的不同，她越发不愿与人交流，回到家便坐在电视机前，两小时都不挪步。
2018年3月，秋露才进入这所学校。“她掌握的知识远低于普小正常孩子的水平，但我们只能按聋校初一新生接纳她”，廖家露是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来学校任教近两年，她观察到，多数听障孩子被送到这里时，都已经超过正常入学年龄，一部分人是因为无法适应普校的学习，才决定转学过来。
接触时间久了，她发现，班上孩子们的表达和理解能力非常有限，唯有对直观性的东西更容易理解。每次上语文课，她会从网上找来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照片，放映在40寸的电视屏幕上给孩子们展示。
这天，廖家露正在教聋四班的学生们学习一篇《大熊猫》的新课文，35分钟的课长内，全班九个同学仅仅通过手语和听写的形式复习了“尾巴、爪子、毛茸茸……”等十个生词，有同学两次写不对“竹笋”的“笋”字”，秋露自告奋勇在教学屏幕上修改。
廖家露估算，一篇两百多字的课文平均要六节课才能完成，为了照顾班上不同年级和年龄学生的接受能力，她会选择折中难度的内容讲解，“尽量给孩子们进行分层教学，但是学生人数太少，师资力量跟不上，无法实现按年级分班。”廖家露有时候把一节课的时间拆成几块用，尽量给不同水平的学生分别教学，但效果并不理想。
12月24日早上，聋四班的学生正在听写复习新课文《大熊猫》，班主任廖家露正在指导邓国龙写课本中的新词。新京报记者赵蕾 摄
年龄最大的罗安强是同学们的主心骨，明年即将初三毕业的他，已经在学校待了六七年。数学课上，老师提问，“56X24=？”，秋露双手托腮，习惯性皱眉。几个男生望着罗安强，手在空中比划着，大概意思是“这个答案是多少？”，全班只有罗安强掌握加减乘除四种计算方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数学内容。
群山外的世界，同龄的学生除了每学期在学校学习语数外生化等九门课程外，许多孩子还课外报了琴棋书画方向的艺术兴趣班。在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时间被分成两部分。上午，语文和数学是必修课，到了下午，美术、手工和体育课才是孩子们一天中最自由的时光。
廖家露眼里，聋哑班的孩子敏感脆弱，不爱与人对视，看到陌生人便低头走远，秋露更是这群孩子中出了名的爱哭鬼。但两个“陌生人”的到来，改变了这里的孩子们。
闯入的陌生人
凌云县的一天是嘈杂的。县城的中心主道迎晖路是热闹的源头，各家店铺争相播放流行歌曲，有老板干脆把半个人高的音响摆到门口。沿着迎晖路上的十字路口向东，是菜市场，叫卖声此起彼伏。喧嚣的尽头是一片僻静的住宅区，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便坐落于此。
想要到达这个距离北京2629公里的小镇，需要换乘飞机、动车和大巴3种交通工具，花费10小时左右才能抵达，其中三个多小时，汽车在深山中蜿蜒穿行。
李博和张咏第一次来还是2013年10月，当时，他们的目标是采集聋哑孩子的声音样本。
36岁的李博并非学音乐出身。2006年，他从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他擅长用编绳、砂、石等不同材质构图，画作中极力展现人类身体的不同状态，寓意对自我的关注和解放。工作之余，他化烟熏妆，玩吉他，也写批判社会的歌词，是个不折不扣的叛逆青年。
张咏后脑勺梳了个小辫，嘴角两撮小胡子。在李博眼中，他看起来就是个“搞文艺”的，和自己臭味相投。但两人性格相反，张咏成天眯着眼，笑嘻嘻的，却不喜攀谈。
张咏身边的朋友很难理解他为何会和李博走得近，“那小子看起来就是典型的京油子，又另类，不像是好接触的人”。但张咏总会被小十岁的李博的奇思妙想所吸引。
2010年前后正遇上张咏音乐转型的瓶颈期。在北京做音乐七年，张咏算是圈内小有名气的贝司手，他辗转多个乐队，从玩摇滚、爵士、民谣的杂家转型到专注研究古典音乐的方向，“想回归到内心的平静中”，他将想法告诉好友李博。“那你不如把自己最喜欢的音乐与最擅长的乐器结合起来？”李博提议，两人尝试将古琴与贝司融为一个乐器，并给新乐器取名“chen”，什么样的音乐能与新的古典乐器碰撞出火花？变成张咏心中盘桓的问号。
某天傍晚，他们闲逛至北京天坛公园附近，忽然听到一位卖艺的聋哑男子在街边嘶吼。“就‘奥’那两嗓子，很原始，一下把我俩震住了”，李博回想起这个瞬间，仍会心头一颤。
“聋哑人的声音未经过文明的驯化，是本能的，没有污染的，带有自然的质感”，张咏和李博凭直觉判断，这个声音或许能给他们带来新的灵感。
经过红烛基金会的引荐，两人来到了这个重点扶贫县城，决定以教孩子们发声的方式采集不同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