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李博、张咏在学校操场和聋哑班孩子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2013年底，时任校长周彩英从李博手中接过他的个人画册，里面是他先后在迈阿密、伦敦、新加坡等国家办画展的作品。陌生人的经历吸引了她，“两个在大城市里搞艺术创作的人，应该能给山里的孩子们与众不同的刺激吧？”周校长的初衷是，他们能把外面世界的缤纷色彩描述给孩子们，让他们更多了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谋生，比如，画画、唱歌、玩乐器……
周校长同意两个“陌生人”留下来，“唯一的要求是恳请你们不要借机消费孩子。”
聋哑班的孩子们被召集起来试音，结果却令两个“外来人”感到难堪，平日里围在老师身边“诶诶”乱叫的几个男生忽然没了声响，孩子们不愿意接近李博和张咏，大部分孩子不理解张口发声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的两周，李博和张咏几乎每天都来，陪孩子们打篮球，教他们画画，给他们买漫画书，孩子们似乎卸下防备。但每当李博提出想让同学们尝试发出“啊”的音，罗安强等人把右手小拇指放在脑袋边从头顶划下，用手语表示“不会，我不行”。
孩子们躲闪、胆怯的眼神让李博感受到，“他们潜意识里认定听力障碍是种缺陷，因而低人一等”，让他们发声就像是往这个伤口上撒盐，是怜悯，更是伤害。
“算了，别再为了自我创作折磨孩子了吧”，两人准备向校长辞行的那天，5岁的杨薇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她伸开双手，忽然扑向李博，“啊”——一声长音。
李博回忆起这个场景，有些动容。“被薇薇那个声音击中了，心里软绵绵的，却充满希望”。他认为，有人主动发声，代表孩子们是受到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时候离开，或许他们会遭受新一轮的打击。李博回到住所，和张咏商量了三天三夜，最后两人决定留下来，组建合唱团。
枯燥的训练
合唱团成立之初，李博和张咏从当年23个聋哑孩子中选出12人，“选拔标准很简单，自愿发声并接受训练的孩子我们都拉进来了”，李博尊重孩子们的自主选择。
起初，所有人脸上挂着迷茫。杨薇薇会喊“啊”，但她一直用胸腔发声，音高随心情忽高忽低，起伏不定。李博把她的双手分别放在自己的喉结和腹部，让她体会身体不同部位的振动频率，杨薇薇一脸疑惑。
罗安强几乎没发出过声音，他的舌头蜷在嗓子里不动。学校老师帮李博翻译，“舌头要挺直，摆在下颚”，他一次又一次地摇头，因为听不懂，他的舌头时常摆错位置。
两人没了主意，既不会手语，也不能用专业教学方法对待孩子们，“怎么教？”偶然一次，李博去校外给孩子们买冰棍，看到罗安强嘴里含着剩下的扁木条，李博灵机一动，尝试用木条帮他按压舌头，之后，大家又想出吹气球，吹纸条的办法，让孩子们理解体内气息的流动。
重复枯燥的训练持续着。李博两人每年不定时在凌云县呆上三四个月，除去周末，下午4点放学后的两小时，成了孩子们课外“音乐”培训班。
无声合唱团坚持两年后，12个孩子都能平稳唱出“啊”的声音。但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作为合唱团，孩子们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代表曲目，换句话说，就像钢琴上固定的琴键一样，每个人必须准确发出自己适合的“do”、“re”、“mi”……某个标准音。
对于无声世界的孩子来说，要达到演唱标准唯有一个笨方法—强化肌肉记忆。即便是正常人，每次开口都保持一个音准也是件困难的事。张咏将新的练习方法称之为“规制”，让孩子们把校音器放在嘴边，时刻看着自己的发音是否在规定的音符上，并根据校音器的红灯浮动指示随时调整。
孩子们使用校音器练习。新京报记者赵蕾摄
周校长多次看到，罗安强等几个男孩子有时露出倦意，音高时常不准也会给孩子带来挫败感，“有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呢？”坚持到第三年，她反复问自己。
2014年11月，在“无声合唱团”成立近一年后，另一个听障儿童组成的公益性合唱团—“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诞生，这群孩子全部佩戴人工耳蜗。
“天津小海豚”合唱团的孩子们佩戴耳蜗后，外界声音会通过解码、编制成电信号，传达到他们耳中，有声世界的大门由此打开。消化和理解一首歌曲虽然困难，幸运的是，他们还能感受到音符的律动。
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解释，听力障碍的孩子如果在3岁之前及时进行听力筛查与干预，并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学习语言的能力基本与普通孩子无异，若在6岁之前在佩戴人工耳蜗或助听器的情况下，接受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也基本能让孩子克服听说的困难，达到基本交流的目的。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听力语言康复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开口说话的困难也会随之增加。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家长们并不了解听障的康复方法，更不知道约20万元的人工耳蜗可以帮忙孩子恢复听力。被送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时，这群孩子的年龄已经超过六岁。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的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广西有超过1万名18岁以下重度听力障碍的儿童需要接受治疗，且每年新增1000多名听力残疾患儿。
寻找未来路径
训练期间，有两个女生离开了无声合唱团：一个因家庭经济条件拮据，母亲患病，被迫放弃学业回家结婚，另一个去百色市读中职。
大部分家长并不明白孩子们怎样学习合唱。这群聋哑孩子多为留守儿童，何青东的父母在广东打工，任秋露的父亲在南宁揽活，罗安强和杨薇薇的父亲在凌云县周边做工……他们为维持生计砌墙，锯木，在建筑工地附近吃睡数月，年收入三五万元，把钱寄回老家养活一大家子。
父母们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和孩子们见了面，也是用蹩脚的文字和简单的手势进行交流，即便是每周末都能相见的秋露妈妈，也时常不太懂秋露在用手语表达什么。
廖老师把孩子们的训练视频发到家长群中，秋露妈妈听到孩子大声发出“啊啊”声音，说：“太难得了，以前在家里都不吭声的”。
更多的家长说的是：“挺好，试试吧”。
但邓国龙的爸爸却问：“学这个对我儿子将来升学有什么帮助么？”
张咏教孩子们进行发声练习。新京报记者赵蕾 摄
周校长无法清晰地回答家长们训练合唱的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在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的上升空间仿佛一眼能望到头：升入南宁、柳州或桂林的特殊教育学校读高中或中职，学习按摩、烹饪、美术等专业技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毕业后，他们或被广州富士康等临近工厂招收，或者回到县城，找一份谋生的活儿。周校长在学校干了6年，她尚未看到除此之外的路径。
但在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回忆，从自己任北京市聋儿康复中心主任到创办“舒耘”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在得到专业康复训练的情况下，有半数以上的孩子升入普通大学，还有一些听力损失严重、助听补偿效果不佳的学生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针对听障考生设立的学院。如今，他们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去年，周校长随同广西各地特殊教育学校的代表去南京。他们考察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这也是全国少有的几所面向听障、视障和轻度精神残障招生的本科高校。
学校面向听障学生招生的专业有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事业管理和艺术设计。周校长了解到，这所学校招收的近百名听障学生中，多是一二三线城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高中生，“我们这边的孩子差距太大了，几乎不可能考上这所学校。”
“是不是他们最终只能在固有圈层徘徊”，周校长有时候也会迷茫。
但李博和张咏承诺过，总有一天会带孩子们走上更大的舞台。周校长抱以希望，孩子们能通过某种途径获得认可，看到另一种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到外面去
无声合唱团走出去之前，这所学校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概念。
厦门是他们第一个走出去的城市。2017年11月4日晚，厦门龙舟唱晚音乐节上，张咏所在的斗笠乐队邀请无声合唱团同台演出，孩子们穿着定制的纯白色长袖长裤和白球鞋，用不同声部的“啊”演唱了一首还没来得及取名的乐曲。
在这次演出中，年纪最小的杨薇薇几次破了音，还有孩子没跟上节拍。但从节目视频上看，他们盯着李博的指挥棒，跟着手势的节拍演唱，没有怯场。
演出结束，台下掌声阵阵，他们听不见，只是深鞠一躬，退场。
厦门的演出并不完美。但给孩子们带来了机会。2018年4月，学校收到北京音乐厅的演出邀请。
秋露只在课本里看到过北京天安门，她不知道，这个位于西长安街的音乐演出场所，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一度享有“中国音乐圣殿“之称。
“北京在什么位置？我们怎么去？何时出发？”孩子们争先用手势发问。
廖家露给孩子们展示故宫、长城、颐和园的图片，“故宫”是皇帝们住的地方，“颐和园”是皇帝的大花园，孩子们似懂非懂，但看到天安门升旗仪式的图片时，何青东高兴地用手语：“北京是个伟大的城市”。
2018年8月，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长城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李博问孩子们最想去哪里玩，孩子们翻到了“欢乐谷”的照片，“噔噔”一个劲儿用手指戳手机屏幕。
那些天里，孩子们看电影里出现的武警与歹徒激战的场景，也会用手语讨论，我们会在北京看到这些么？
李博答应带孩子们在北京多玩几天。按照要求，演出时长必须满足四十至五十分钟，需要和乐队进行更多的磨合，他们最终决定提早半个月进京训练。
钱成了最棘手的问题。李博粗略统计下来，加上陪同老师和志愿帮忙的朋友，一行共计26人，在北京呆24天，费用约40万元左右。
李博想到了卖旧画，2014年开始创建无声合唱团后，他在798的画室已经关闭了四年。
有朋友帮忙接洽了北京某家基金会。基金会来学校考察后，承诺负担无声合唱团以后的所有开支，由李博和张咏管理教学，要求无声合唱团成为基金会下属的分支机构，这意味着无声合唱团将冠以基金会的名号，由基金会操控运作。李博和张咏对基金会的提议还算认同，双方很快签了合约。
但合约签订后，经费却迟迟未落实。一次电话中，对方试探性地提议以孩子们的名义融资，让李博和张咏把他们的教学经验编写成教材售卖，同时扩充合唱团的生源，组建一个2000人的队伍。
“这不是拿孩子和我们当赚钱机器么？”，那天下午，李博与对方在电话里大吵一架，他蹲在学校门口，哭了。
这些事情都是五年前李博没有设想过的。过去，他也是一个单纯的“陌生人”、“闯入者”。现在，他开始站在孩子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如果孩子们一旦接触商演，就很有可能被商业和资本裹挟，而他们又比同龄的孩子更不谙世事，如何应对成人世界的残酷生存法则？最后的结果无非是孩子们挣了一些钱，但失去了快乐的童年，内心受到的冲击和伤害也是任何人无法预见的。当晚，李博和张咏彻夜讨论，他们决定，不能让无声合唱团朝着两人无法掌控的方向发展。
隔天，他回北京解了约。
赞助经费黄了，答应孩子坐飞机的愿望没能实现，临时改成900多元的动车 ，李博记得，孩子们和老师的路费是一位只见过一面的朋友出的，他自己和张咏则掏出20万积蓄。
学校的训练也陷入僵局。杨薇薇还是改不掉胸部发声的毛病，新入队的秋露一出错眼泪就啪嗒啪嗒掉，孩子们还没熟练唱好旧歌，新增的乐曲更是时常跟不上节奏，张咏和廖家露一次次双手竖起大拇指，安慰孩子们，“你们可以”。
“征服北京”
7月18日，无声合唱团坐上了南宁开往北京的高铁。陆成军觉着新鲜，在车厢里来回走动，又拉着罗安强等几个男生一起去研究卫生间的门怎么打开。
顺义的一家温泉酒店为孩子们提供了免费食宿，交换条件是在酒店的草坪上举行一次义演，李博心里有些别扭，也勉强同意了。
一切安置妥当后，无声合唱团迎来了最艰苦的训练时期。每天8点多起床，反复练习到夜里九、十点钟，邓国龙的嗓子一度哑了，发不出声，罗安强累到赌气，发誓下次再也不来演出，训练的气氛变得沉闷压抑，但直到演出前一秒，没人缺席练习。
与在厦门登台时一样，孩子们从上到下纯白着装，与李博和伴奏老师的一身黑形成色彩对比。孩子们素颜，女生的头发随意捆扎在脑后，“白色寓意这帮孩子是纯净的，他们的声音更是”，这是李博想传达的艺术理念。
在台下候场间隙，周校长和廖老师瞥见舞台中央走下来60多个外国青年，男生穿着黑色衬衫、女生一袭黑色长裙，他们是英国童声合唱团。“我们会不会和专业的差太多？”两人忐忑不安。
当天，北京音乐厅里1024个座席几乎没有空位。随着箫声在50秒的停顿，指挥者李博迅速在胸前做了几个手势，“预备”，右手指挥棒起落瞬间，何青东一声do音“啊”，拉开了演唱序幕。
《无声三部曲》共三节，16分钟，演奏乐器有“chen”，洞箫，大鼓，笙，双耳牛铃等12种乐器。当然没有人关心这些，观众席上频频有人拭泪。演出结束时，孩子们鞠躬谢幕，台下没有掌声，观众全部双手举过头顶，竖起大拇指，现场一片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