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我就接着谈谈我的学习经历。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做一门学问，得有这么几个条件，跟同学们共勉。一个就是天分，这是爹妈给的，没办法，但是要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材料，要做什么事情，这要有一个好的判断。用文词来说就是“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比如说我认识李学勤先生，李先生绝顶聪明，我听过他的课，甲骨文、金文的课，那是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讲的。李先生的理解力、洞察力、分析力、记忆力都是一流，远非我辈可及。话说回来，1980年，我好容易进到文物出版社去了，因为没学历，不能评职称，然后文物局和复旦办了一班儿，就是干部进修班，两年，属于历史系文博专业。人家其他单位的领导，都巴不得自己的同志去，推荐信写了一大篇儿好话，我们编辑部主任比较省字，写的是“此人爱买书，爱读书，但是知识不系统”，三句话，亏得我成绩好考上了，要不然就被退回来了。“爱读书，爱买书，知识不系统”，没办法，只好天天跑北大去听课，听李伯谦先生、严文明先生、高明先生的课。恶补，还是不行，就是说要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材料。还有一个，要有一个好老师。我觉得你们诸位很幸运，在杜老师门下，有这样一个好的领军人物，这么好一平台，你们就循着这个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将来就容易出成果。我当时呢，说不幸，又有幸，刚才也说了。七十年代末正式恢复高考，我当时太自以为是了，中学老师说“你这水平可以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古文什么的还可以，正好当时刚结婚生了小孩儿，就没考大学，也没什么准备就报了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生，当然没考上，专业分就五十多分，政治高八十分，古汉语七十分，古代史六十多分。后来就和裘先生认识了，就私下里跟裘先生请教，过从比较密。后来又听李学勤先生的课，后来又认识了王世民先生、陈公柔先生。陈公柔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学问很大。因为他出身和历史问题，解放后就连着贬。其实陈梦家的《汉简缀述》，还有后来出的《西周铜器断代》，后续整理工作都是他做的，包括马衡的《汉石经集存》，马衡去世之后是他整理的。这人学问特棒，他晚年我跟他过从特别密切，后来我点了一本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序录》和《集蓼编》，但没出版成，请陈先生审阅，陈先生说“给你八十分吧”，我说“不低啊，给我八十分”。这就是说要有一个好老师。
引起20世纪学术界、书法界双震荡的“兰亭论辩”核心——《王兴之夫妇墓志铭》出土初拓本
我很荣幸，像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我都跟他们请教过。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开会，我先到朱家溍先生那儿聊。因为我在文物局工作，所以我老列席会议，不是委员。朱先生说：“我这儿没什么，就是‘猪跑学问’。”我说什么叫“猪跑学问”啊？不知道。到了启先生那儿又聊，明白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就是老先生们的学术风范。启先生也是没有上过大学啊，他没这个条件。
再说一位李零先生，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曾经是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上研究生那会儿，经常来北大红楼（文物出版社所在地）来找我，中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使我获益良多。2010年，我住院调血糖，住在天坛医院。偶然在报刊上看到李零先生的文章，称自己是吃“三古饭”的，什么是“三古饭”啊？——古文字、古文献、考古学，所以李零先生很自信，学问也大。看了这个文章，我感慨良多，就写一首顺口溜：“苍天假我不济才，三古门外久徘徊。”这“三古”我也都弄过啊，考古学我下了很大功夫，整理青铜器的资料，转悠了半天也没钻进去就退出来了。“自幸前贤奖掖过，猪跑学问依样来”。这么多老先生都提携过我，我说“猪跑学问依样来”。咱也是猪跑学问，照样来了，后来我给我同学冯蒸看，就是那个首师大的名教授，搞《说文》的专家。他让我再润色润色平仄什么的，我这一润色，合了平仄，但不合意了，干脆就是打油诗吧。“苍天假我不济才”，自己就是一笨人。“三古门外久徘徊”，就是转了半天也没钻进去。“自幸前贤奖掖过”，也就是说很庆幸，这么多大师，咱都接触过，都学过、问过。“猪跑学问依样来”，也是“猪跑学问”，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跟大家讲过，“幼无名师”是人生大憾，当然天分、学识这个东西也不遗传，还得靠自己，学习要有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学书法、搞学术，你得按着正确的道路，下的功夫越大，成就就越大。如果道路歪了，功夫越大越糟糕。书法上倒是何绍基人家走出一条路子来，何绍基写字是较着劲写，他走成功了，这是极特殊的。启先生就讲过几点，自然、适中、适合。他说有的人拿舌头写，拿左手写，还有直接用手写的，这都是邪门儿，就是想以狂怪取胜，走捷径，但是没有捷径，传统的，规规矩矩的，任其自然，适合人的生理的，这种就是正确的。你非较着劲，那不行啊。再一个，不由咱们来决定的，就是人的寿命。比如说齐白石，他是活那么高寿，才有那么大成就，要是早夭了，就完了。有的人就可惜了，徐悲鸿五十三，陈少梅四十八，还有早的，那江标才三十八岁，多才华横溢啊，倒霉。像我这样，明年就七十了，人生苦短，年近古稀，一事无成，来不及了。反正就是心向往之，尽量努力，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种精神了。
我这一生都在追赶，一直在追人家，老是不如人。追古人，我现在喜欢的这些东西，跟古人对话，古人题跋、古人的书、古人的碑帖、古人的批校，真是跟古人学。追前贤，追启先生，追王先生，当然追不上，就是努力追。追时贤，我那天看方广锠先生的文章，我跟方先生很熟，杜老师和我们都一起参加评审工作，都一起交流。方先生学问大，这个敦煌卷子，看一点就知道，实践经验、理论水平都高。包括杜先生，还有刘先生，还有很多跟我同时代的人，比如去世的杨成凯先生，水平很高，我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甚至于现在我开始追后辈，有的后起之秀真厉害，给我蒙得一愣一愣的，喷墨打印的东西我都当真的了。去年保利拍卖了一件《道因法师碑》，我当时腰坏了，卧床，也没去看。审的时候我看了，表格上就写了一个《道因碑》，我也没注意看，三千块钱起价，九十万成交，北宋拓，真漂亮。后来拿照片给我看，真好，我说至少够明代。后来当天晚上买主就给我打电话，说“孟老师，我买到个好东西，北宋拓，仅次于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那件，就差毫厘”。所以年轻人不得了，真有高的。所以我要学古人，学前贤，学时贤，学后辈，一辈子追。以前教我写字的归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典故从何而来。他说人治学就好像挖井，有的人不专心致志，挖两下不见水，走了，换个地方挖两下，又走了。有的人就专心守着一个地方挖，最终见到水了，就成功了。我说我就属于那个笨人，就守着一个地方挖，就这么一个小门类，总算见点儿水，无非就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刚刚说到方广锠先生的文章，他不是研究佛教嘛，他说了几个字特别好。他说有“顺缘”，有“逆缘”。所谓“顺缘”就是帮助过你的人，所谓“逆缘”就是阻碍过你的人，都对你有好处。我看了半天人家的文集就得了这么四个字，其他看不懂，太深了。
启功先生也说过一件事，我给大家讲讲。启先生写过一个对联，他说“预挽某先生，余冠年涉世，此君事事相扼，然当时苟相容，余之寡陋，当十倍于今也。一九八六年夏，启功”。对联的内容是“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报君以德，在后死不言中”。他不说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当时启功先生也挺惨的，他因为没有学历备受排挤。他们家跟傅增湘先生关系好，有一年有人要请启先生题字，要我代求，他问给多少钱好啊，我说你不用给钱，就把你家里那副傅增湘先生的对子给他就行，我就给拿去了，启先生特别高兴，当场就写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傅增湘跟他的上一辈是同年，同一期考取的，有这个交情。当时傅增湘先生说这个小孩这么聪明，写得也好，画得也好，没工作，就找陈垣先生安排，把他安排在辅仁附中教美术，教国文。附中这个校长比较传统，说你没学历怎么能上我这教书呢，用了一学期，不用他了。陈垣一赌气，来我辅仁大学吧，教大一国文，所以启先生视陈先生如同父亲。傅熹年先生是傅增湘先生的嫡孙，天分既高，家学又深，无怪乎启功先生对他特别器重。傅熹年先生现在是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原来那个五人小组，就是有启功、谢稚柳、刘九庵、徐邦达、傅熹年，傅熹年先生最年轻。有这一层关系，所以我拿了傅增湘的对联，启先生马上就帮人把字题了。
我这么一个门外汉，业余选手，后来被选去参加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非常荣幸。这些年我确实很幸运，我数了数我参与过的事，说完这个咱们今天就结束了。2000年，翁氏藏书，就是翁万戈那批，他是翁同龢的后人，几十件东西，多么精彩，当时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先生说大部分他们都有，不怎么追，上海比较努力，所以这批东西最终归了上海图书馆。当时东西都到机场了，北京方面也下批文说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给北京市文物局起草的报告，北京市文物局也有意，但是北京市文物局很难跟上图、国图去竞争。那文是我起草的，东西我也看过，上午是老先生们看，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还有图书界的老先生们，在世的都去看了。下午是我们这些“小先生”，杨成凯先生、我、田涛、宋平生。这件事我算是参与过，人家都盯着宋元看，我是另有所图，我看的是《冬心先生续集自序》，那书是丁敬手写上板的，印得特别少。因为我收金冬心收得比较多，我有八种，我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第二件事情是《元官藏》，《元官藏》是元代官方刻的大藏经，原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后来云南出了几本，在《文物》杂志上介绍过，后来方广锠写过文章，那一下子从河北几个藏家手里给国图二十本，便宜极了。二百万还是多少，当然也是他们作贡献了，现在一本出去就得一百万。当时参与鉴定工作，有馆内专家，馆外专家我算一个，有幸躬逢盛事，参加这项工作。第三件事是国图收的北宋《开宝藏》。大长卷子，我跟潘吉星，搞造纸研究的专家，还有白化文先生，我们参加鉴定的工作。
罗振玉题跋“东汉第一碑”—— 汉《三老讳字忌日记》
最直接的一次，就是2007年，我跟施先生、杨先生，还有程有庆去上海，我们俩看碑帖，他们俩看书。有一天施先生的一个故旧，一个老太太，新加坡人，说有《永乐大典》，要卖给国图，我说不可能。晚上上海文化局请吃饭，吃完饭回去，往回赶的时候我说可能性不大，《永乐大典》太少了，而且太贵了，这什么人家啊？说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后来到了宾馆，那老太太已经在那儿候着了，打开包袱一看，是一个民国年间傅增湘影印的《永乐大典》，我说：“你看，哪去找真《永乐大典》啊？”她说您别着急啊，底下还有一本呢，打开一看，真是《永乐大典》。我说这个肯定是真的，没问题，然后程有庆就给馆里打电话，问馆里有没有这一卷，真是巧了，上面那卷有了，下面那卷也有了，就缺中间这一卷。这个收藏家是什么人啊？“上海小开”，就是一个银行家，他的藏书我还有，他不愿意卖给上海图书馆，因为文革中有些纠葛，愿意卖给国家图书馆，还要一套房。后续谈判的事我没参与，发现、起草报告，这些事我参与了。这还得瞒着上海，因为住在人家上海图书馆的招待所，还不能让人知道，搞了一回地下工作，有点“潜伏”的味道，因为人家是地主嘛，人家要是理所当然。后来七百万拿下，太便宜了！我跟当时嘉德拍卖主事的拓晓堂熟，事后跟他说，他说你告诉我啊，这个东西我能给他卖两千万。当时有纪律，在国家没定之前不让说，我也不敢说啊，谁也不能说。后来谈判了好几轮，谈下来了，开了一个入藏的会，我去了，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孟宪钧在“小残卷斋”
后来还有过云楼藏书的发现，主要是宋版的《锦绣万花谷》，四十册，完整的，那是2005年卖出去的，后来2012年被凤凰集团买了，那个新闻发布会，我都参与了。还有《礼部韵略》，江西出土了一个宋版，大家都不说从哪来的，其实可能是出土的，江西有的古墓里头有完整的宋版古籍。李致中先生他们去看了，后来我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
前年有一个大发现，就是《佛说弥勒上生经》，是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刻的，比大英博物馆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晚五十九年，这个东西好，刻得特别精，就是世界第二，世界第一是要不回来了，所以国家必须得买。我有幸跟李致中先生、傅熹年先生、白化文先生、宋平生先生，还有馆内的专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做了这么一件事。后来事情成了以后，文化部的部长、文物局的局长还见了我们一次。这件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国家必须得做，花了两千二百万，不贵，因为它仅次于大英博物馆那件，那东西是真好。所以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居然参加了这么多件事，挺光荣的，死而无憾了，也算为国家做了一点小贡献，尽了绵薄之力。我当时跟杨成凯先生一起参加国家珍贵古籍评审的时候，有人就说，你们二位“票友”给票到“国家队”里来了。这就是开玩笑，因为杨先生也不是这个系统的，他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搞语言研究的，我是文物出版社的编辑。
我今天就拉拉杂杂，一是给大家讲讲碑帖鉴定这些要点，二是讲讲我自己的学习经历，跟大家学习，跟大家共勉，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大家！
本文文字稿由北京大学张鸿鸣博士整理，原载杜泽逊先生主编《国学茶座》第16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内容与发表时略有不同。
来源 |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