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放好放映设备，徐九斤吃着泡面，等待夜幕降临。
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放电影，要吸引人家来看，一定得有好片子。最早，徐九斤在海宁四处借片子放，片子很快都放过了，为解决“片荒”，得跑到周边的桐乡、余杭、萧山乃至诸暨借。2000年，他第一次开着2.9万元买来的面包车，前往诸暨借片子，一口气借了15部，每部租金15元，3个月内归还。再后来，徐九斤开始与诸暨、萧山等地的农村和乡镇共享片源，互相换着放。一次“抢首发”的经历，他至今津津乐道。2000年，他花了500元，凌晨3点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上海的东方影视公司，为的是天亮时就拿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生死抉择》，最终，他花了3000元拿到该电影的拷贝胶卷，当日下午1点便赶回到沈士中学放映。有时候，他还会赶往北京买片子。
如此下来，徐九斤在海宁农村和乡镇的“电影圈”里闯出了名气，当地人说“看到徐九斤，就有电影看”。数字电影时代，徐九斤也没有落下，2006年，他买了第一台数字放映机，这在当时浙江农村放映员中属独一份。在他看来，相比胶卷，数字放映操作方便、片源多，还是立体声，与城市里电影院线上映的时间差也缩短了。不过，有些事是农村露天电影始终无法与城市电影院相比的，比如，他在农村放电影的“档期”，只能集中在5月至11月，天气不冷，基本每场都有几十人观看。
农村观众观看露天电影。
徐九斤的老朋友朱惠娟也坚持下来了。去年9月15日，她到许村镇南联村放电影，恰逢下雨，几位老太太坚持让朱惠娟继续播放，她只得收掉银幕，把影像投在居民家门口的石柱子上，大小跟电视机差不多，放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经典越剧电影《五女拜寿》，几十个老人坐满整场……“租用”徐九斤片源库的朱惠娟跟徐九斤商量，能否多弄些越剧片源，老年人喜欢。当下，农村观众喜欢看越剧电影，如《五女拜寿》《红楼梦》等，连放十天八天都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有些人为了看傍晚开始放的电影，下午一两点就开始抢位置。不过，观众群体肯定在萎缩。平时经常看抖音等短视频的朱惠娟，也曾尝试吸引年轻人。有一次在村里放电影，一群年轻人非要看《红海行动》，朱惠娟提醒年轻人：“如果放了，老太婆就走了。”她最终拗不过，就放了，放了不多久，老人走了，年轻人也走了不少。
摆好设备、板凳，等待观众来看电影。
坚持下去
徐九斤和朱惠娟，依旧穿梭在农村里。徐九斤的放映队成员，年龄都在60岁左右，在他看来并不算大，他说海宁还有70多岁的放映员呢。2021年，即使在疫情影响下，徐九斤和团队依旧在海宁、桐乡等地放映了600场电影。朱惠娟的放映队，包括自己在内只有两人，另一位是个年轻人——30岁出头的许海丰，是朱惠娟以前搭档的侄子，工作至今已有五六年，他平时的工作就是帮忙摆摆设备、收放线材等，每月能拿到三四千元工资。
朱惠娟在调试放映设备。
疫情发生前，他们除了在农村放映电影，有时还专门到学校放电影；这两年，学校放映基本取消了。他们基本靠政府购买服务的托底。目前，他们主要服务海宁十多个村，每村至少每月1场，2021年放映150余场。近些年文化下乡，基本能保证“一村一月看一场电影”，还有一些文艺剧团，也送戏下乡。朱惠娟在想，放电影并不难，难在坚持下去。她为许海丰着想，让他在业余尝试做点小生意。2020年，许海丰办起了生产纸筒的小厂，这种纸筒可以供应给纺织厂用来缠线，目前生意马马虎虎。许海丰自嘲，现在自己是老年心态，不像以前总想着赚大钱。成为电影放映员后，一些变化在许海丰身上发生着。以前很少接触越剧的许海丰，一开始有些听不下去，不过跟着老年人听着听着，他自己也有了兴趣；此外，电影放映多在晚上，朋友约吃饭，他很难前往，一开始不习惯，渐渐晚上约得少了。他变得比较容易满足，一次，他在学校里放映《战狼》，见他来了，学生们都鼓掌欢迎，这让他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