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品类丰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走进潮州，然而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化，许多人只能走马观花，难以窥见其中的奥秘。即便是潮州当地人，在快节奏生活的冲击下，对潮州的历史、文化也日益陌生甚或是淡忘。
我们认为，读懂潮州，是振兴潮州的应有之义。读懂潮州，也是读懂广东，甚至读懂中国的密码。即日起，《南方日报·潮州观察》推出“潮州密码”系列报道，将选取一批最有潮州特色的文化符号进行解读，通过破解符号里的密码来认识潮州、读懂潮州。敬请垂注。
从北向南，韩江奔涌到潮州江东镇开始分流，红砂村就在江心。夏日里，村里的洪灵菲故居已修缮完毕，等待布展。上世纪初，洪灵菲从这里走出，北上赴沪，闯进当时文学革命的中心，成为“左联”七常委之一，影响了一大批人。
事实上，在韩江流域的梅州、潮州、汕头等地，还有许多像洪灵菲这样的左翼文化运动志士，杜国庠、柯柏年、蒲风、戴平万、冯铿、许美勋、陈波尔……星汉灿烂，闪耀中华。
今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90周年，当我们回望历史，难以忽略当时左翼文化运动中潮籍文艺创作者的数量和成就。在世人眼中，韩江安澜，却为何哺育出众多慷慨激烈的左翼青年和抒写出波澜壮阔的红色故事？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采访了韩山师范学院副校长黄景忠教授。今年初，黄景忠主编的《广东“左联”作家作品及研究》丛书刚刚出版。
在潮安区江东镇红棉公园里，一幅文化地图展示了韩江流域的左翼文学青年群体。苏仕日 摄
韩江汇聚
新兴思潮激荡的前滩
“无论是讨论中国左翼文学还是讨论潮汕新文学，‘左联’潮汕作家群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他们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黄景忠对“左联”潮籍作家如是评价。
回望那段历史，他们纷纷从韩江边奔向长江边，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
常被认为是偏安一隅、保守排外的粤东地区，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了新兴事物登陆的码头，新兴思潮激荡的前滩。“实际上，近代以来的潮汕是相对比较开放的。”黄景忠指出。
这是为何？
韩江是粤东第二大河，干流总长400多公里，上游由梅江和汀江汇合而成，之后由北向南流经潮州、汕头二市，注入南海。
接壤福建，面临南海，韩江流域的下游区域便成了“岭南门户，华南要冲”，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858年《天津条约》增辟汕头为通商口岸后，潮汕地区便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融的前沿阵地。
黄景忠认为，近代潮汕的开放来自两个线路，“一个是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一个是我们出外谋生的人，这是很庞大的数据。”这既有从外海进入韩江流域自外而内的文化输入，也有从韩江出发下南洋的潮人反哺的作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长老会在潮汕开办72所教会学校，共有学生2899名，美国浸信会在潮汕开办的学校有188所，有学生6450人。”黄景忠介绍。传教士的办学活动，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潮汕的启蒙开化，而是为了打破旧中国的封闭自守和排外观念，为其后续活动服务，但在客观上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潮汕带来西方近代文明。
如今常说“有潮水的地方便有潮人”。潮人下南洋，在谋生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交融。
黄景忠介绍，同时期的潮汕正经历着下南洋的风潮。1864年至1911年间，潮汕共有200多万人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谋生，站稳脚跟后又将财富回馈家乡。黄景忠认为，“在外接受的西方思想也随着宗族联系影响到同乡的人，或是创办新式学堂，或是资助家族学子求学。”随着传教士有目的的输入和潮籍华侨无意识的带回，近代西方诸如“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在潮汕大地上开始播下种子。
韩江争夺
国民大革命的次中心
辛亥革命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革命军队与地方军阀共存，群雄争霸，派系、族群斗争激烈。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活跃的经济，让潮汕成为当时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
“广州是国民大革命的中心，潮汕则是国民大革命的次中心。”黄景忠点评道。
潮人重商贸，潮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凭借海上贸易成为我国当时三大商帮之一，汕头开埠后更是出现“商贾云集，楼船万国”的繁荣景象。“那时候潮汕是比较富有的，所以才有‘潮州出钱财，嘉应出人才，惠州出将才’的说法。”黄景忠认为，“那时候各路军阀纷纷到潮汕来掠夺，与潮汕本土发生冲突，从而造成现状的改变。”
潮州西湖公园的涵碧楼见证了这段历史。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南下广东，争取恢复广东根据地。9月23日至30日，起义军进驻潮汕地区，并在潮州建立了政权，史称“潮州七日红”。二十军第3师司令部设在涵碧楼。
南昌起义军为什么进攻潮州？
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庆和表示，这是因为潮州有良好的革命运动基础。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潮州城部分进步青年工人，率先于1918年创办了潮安青年图书社。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五四”运动爆发后，以学生为先导的各界社会团体，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新高潮。1925年的二次东征，击溃了盘踞在这里的反动军阀陈炯明部属洪兆麟军队，革命形势在这里迅猛发展。
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进驻潮州，掀起潮州农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指导潮安建立党团组织，潮安革命人民热情高涨，策应起义军的到来。当年起义军计划以潮安为根据地，向东江一带发展直至夺取广州。南昌起义军撤走后，彭湃领导的海丰、陆丰县革命高潮再起，产生了中国第一个工农政权——海陆丰苏维埃。就这样，革命运动不断在潮汕地区进行着，星星之火在粤东大地上呈燎原之势。
“相比其他地方，潮汕地区所受的掠夺是相对较多的。”黄景忠指出。征伐与运动是强势的介入，让潮汕必须直面当时盘根错节的势力局面和不同主张之间的强烈冲撞。各种“主义”轮番在潮汕展开实验和较量，冲击着千年累积的文化传统和体制结构。
黄景忠说，当时接受新思想启蒙的韩江流域文学青年，在亲眼所见的现实中认识到“唯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于是参与大大小小的革命运动中，或是演讲讲学、办报出书，或是参与农民运动。
韩江迸发
导师式的人物集体亮相
风云际会之时，英豪崭露头角。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蒙，见证着时局变换在潮汕产生的影响，又亲身参与大大小小的革命运动中，一批具备马克思主义修养又富有人格魅力的导师式人物，为潮籍左翼青年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的亮相拉开了序幕。黄景忠介绍：“潮籍左翼青年的群体性现象，和这样的导师式的人物是分不开的。”
1908年至1919年，汕头澄海籍的杜国庠在日本求学。期间，杜国庠确立了从事革命运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志业，并先后结识了同样赴日留学的李大钊、郭沫若、彭湃、李春涛等人。
杜国庠从日本学成归来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因杜国庠和李春涛均信仰马克思主义，憧憬“红色”，所以将寓所取名“赭庐”。黄景忠介绍，“因为李春涛和杜国庠像唐代的李白、杜甫那样忧国忧民，因此有‘潮汕的李杜’之称。李春涛和彭湃是好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农民运动上又互相支持，因此又有‘彭湃的春涛’之说。”
1921年，李春涛学成归国，回到母校金山中学任教务长、代校长。黄景忠介绍，“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多，李春涛都会在金山中学三角亭对学生演讲”，学生在日积月累中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黄景忠特别指出，后来潮籍左翼文坛的双子星——洪灵菲和戴平万，当时就在金山中学上学。
洪灵菲故居。
1926年，杜国庠在*的指示下前往潮州金山中学担任校长。黄景忠向笔者讲述了一个杜国庠关怀学生的故事，“当时有一位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金山中学，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拮据，筹不到学费面临辍学、转当学徒的命运。这位学生托人找到杜国庠，最终获允先缴部分学费，并和他达成‘以后要是考前三名，免你的学费’的约定。这位学生就是后来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界巨匠梅益。”
韩山师范学院教师许再佳专注现代文学研究，她与黄景忠合著了《“左联”潮汕作家群研究》。她认为，“现代潮汕作家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同志性的文学团体，离不开杜国庠、李春涛、彭湃、*等几位马恩思想引路人。”
许再佳研究发现，几乎大部分潮汕作家都有过与*见面及跟随彭湃进行革命工作的经历。
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期间，*领导创办了《岭东民国日报》，李春涛担任社长，左翼女作家冯铿的爱人许美勋担任副刊《文艺》的编辑工作。李春涛、杜国庠等人时常在《岭东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冯铿就是在那时读到李、杜二人的文章。侯枫、丘东平担任彭湃的秘书。
“所以，有土壤，有革命的实践，有革命大导师或引路人，才造就韩江流域红色名人辈出。”黄景忠总结道，而且潮州人团结，他们在上海抱团，互相接济，形成了一个整体。
■知多D
“左联”潮汕艺术家群体：
独树一帜的地域文艺大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曾活跃着一支“左联”潮汕作家劲旅，他们大多于1927年至1929年间奔赴上海，并先后加入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
来自韩江流域的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丘东平、杨邨人、冯铿、许美勋、李春鍏、梅益、侯枫、唐瑜等是这一地域文学大军的重要代表。
洪灵菲著作。
黄景忠认为，“左联”潮汕作家群对推动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举例说，洪灵菲是左翼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流亡三部曲”是左翼早期罗曼蒂克文学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通过“革命 恋爱”的叙事模式，尽可能忠实于生活地去表达。“《流亡》出版后，在当时文坛上立即引起不小轰动，甚至风行东南亚。”
加入“左联”之后，洪灵菲践行杜国庠所提倡的新写实主义，创作的中篇小说《大海》与短篇小说集《归家》是当时左翼文学提倡的普罗文学的样本。主题从表现知识分子由沉沦走向革命，变成集中暴露时代的黑暗和正面表现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
“新写实主义之前，左翼的文坛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是口号式的文学。”黄景忠表示，新写实主义为左翼文坛注入了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