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道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沉积过程，慧锷当然是有功于普陀山观音道场，甚至堪称“开山大师”。但我们不能将观音道场的形成原因过多地归功于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偶然事件，而应当更深入地剖析这一历史偶然性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普陀山观音道场（至少是道场萌芽时期）形成的历史可以再往前推一推，随着更多史籍的发掘，很有可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六）文化条件：观音信仰的广泛传播催生普陀山道场
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普陀山道场的形成酝酿成熟了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之所以对观音菩萨的信仰能在中国如此广泛地传播和被民众所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印度传来的观音佛教文化在汉化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融合与改造后，使得观音菩萨更加拥有了符合中国民众文化特点的诸多基因。
三步一拜·蝉友圈佛旅网普陀山朝圣
其一，观音菩萨是最和蔼可亲和最受欢迎的菩萨，她能够拯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不是教导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生。所以，从信徒的角度看来，观音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佛家代表；其二，苦难中的众生要求得到观音的帮助，方法最为简单，念观音名号就行；其三，观音最能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因为他不厌弃任何人，不分贵贱贤愚和是否凶暴有前科，只要放下屠刀，坚定信仰，一律拯救解脱；二是为了普度众生，观音可以随机化成种种化身，她原是男身，但限于中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进入闺阁不方便，因而后来就以女身应化，受到了尼众和广大优婆夷的欢迎。
观音自身拥有的这些特质，决定了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接受，被学者称为“半个亚洲的信仰”，这也正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
（七）中外交往：“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促成普陀山道场
普陀山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唐代就成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必经通道和泊地。至今山上仍留有高丽道头、新罗礁等历史遗迹，流传着韩国民族英雄张保皋等事迹。开山鼻祖慧锷大师当年舟触暗礁而船不能前，有人说就是今天普陀山南天门外的新罗礁（因唐时韩国商船队长过此礁而得名，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王连胜考证之）。正是这个新罗礁，见证了唐朝时中国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之间活跃的海上商贸往来；也正是这些数不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才会有慧锷等高僧入唐求法而从五台山带来了如此一尊将光耀千秋的“不肯去观音”留在了普陀山，从而造就了普陀山观音道场。
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这一角度分析，“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这一说法，也是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的。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不断汉化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陆路，一条是海路。虽然主要以前者为主，但“海上丝绸之路”对佛教的传播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观音信仰的传播，由于海商必须长期与大海打交道，安全自然第一，最惧怕的莫过于遇上海难而人财两空。既然海上保护神观世音菩萨能“令诸众生，大风不漂，水不能溺”（《妙法莲花经·普门品》），自然会成为他们信仰、供奉的对象。
据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记载：“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望山归命，即得消散”。许多海商及入唐求学修行的外国船只，常到普陀山躲避风浪、烧香拜菩萨，祈祷航程平安。这些因素，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八）灵异现象：为普陀山观音道场推波助澜
一个地方要成为朝拜圣地，一般都要求有其神秘、灵异之处，能诱发广大信众崇敬、憧憬与神往。普陀山之所以能发展为全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受到如此多信众虔诚朝拜，这与人们对普陀山观音菩萨灵异、神秘现象的口碑传播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