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特征, 应该是能代表炎黄族类精神生活的、 贯穿古代社会始终、 表现于大多数哲学家思想、 区别于别的族类的哲学特质。 其中, 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最主要的。 基于这种认识, 笔者认为, 中国古代哲学有如下特点:
第一, 着眼伦理本位。 与西方社会不同, 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 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 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观念和亲情关系, 发展了宗法制。 宗法制在西周已经完备, 成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因素之一, 影响了此后整个的中国古代社会。 生长于宗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 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 并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 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 始终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无论是汉代董仲舒讲天有善善恶恶之心, “ 天生五谷以养人” , 还是宋代程朱讲“ 天命之性” 、 “ 气质之性” 的天理人欲之辩, 都是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 孔子“ 仁者爱人” 的说教, 北宋张载“ 民胞物与” 的思想, 更是渗透了伦理精神。 以“ 三纲” (明明德、 新民、 止于至善) “ 八目” (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论和认识论, 完全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 道家希望不为境累, 不为物役, 绝圣弃智, 洁身自好, 实际上是以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向往。 佛家宣扬万法皆空, 了无自性, 慈悲为本, 普渡众生, 以劝善惩恶为旗帜, 仍不脱尘世间伦理的框架。 法家高唱“ 人皆用计算之心以相待” , 被人评为“ 非道德主义” 。 而实际上, “ 醇儒” 董仲舒发扬的“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的“ 三纲” 说, 却源于大法家韩非。 “ 三纲” 与“ 五常” (仁、 义、 礼、 智、 信) 相配, 成为封建社会伦理的核心。 可见, 法家思想也颇具伦理色彩, 且与儒家伦理是相补相融的。 上述诸种思想在历史进程中, 相互影响、 渗透、 交融, 最终凝聚为中国哲学鲜明的伦理特色。
第二, 倾心现实政治。 中国哲学家热衷于“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 各家各派都“ 务为治” 儒家对“ 克己复礼” 的提倡和实践, 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的欲念。 孔子的学生讲:“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孔子推崇“ 无求生以害仁, 有*身以成仁” 的境界, 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汉代董仲舒“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 鼓吹天人感应, 是为了封建统治“ 传之罔极” 。 宋代理学家大讲“ 理一分殊” , 存天理、 灭人欲, 目的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 墨家学派忧世风日下, 患民生艰难,要遵道利民, 最终尚同于天子。 这些都反映了哲学家们热心政治、 其学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的特点。 道家的老聃和庄周, 向往小国寡民, 绝圣弃智, 视功名为粪土, 希望逍遥于“ 无何有之乡” , 是以消极的形式, 从反面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关注, 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张目。 法家主张用强力统一天下, 为“ 圣人执要” 出谋划策, 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 佛教传入中国后, 几经较量, 最终被迫向本土文化靠拢, 宣扬诸如“ 孝子报恩” 之类的思想, 为现实政治效力。经过历史的淘洗, 处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哲学思想, 转化为“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民族精神, 以及“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 “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的社会心理和责任感。 古代哲学家倾心于现实政治, 反映出中国哲学学用一致、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但是, 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恋, 削弱并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思辨色彩, 而且,往往造成哲学被政治利用、 成为政治的婢女的可悲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