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
雪弟
在小小说领域，韦名是以写官场题材出名的。他写官场，有着一套迥异于别人的独特法则。具体说，韦名对官场的叙述不是为了宣泄，也不仅是为了暴露，他是在客观地、冷静地观察和剖析官场，试图找到解决官场顽症的良药，这一点与众多以暴露和揭秘为核心内容的官场小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韦名在强调官场小小说可读性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对人物的塑造。《品茶》中的“老宋”，《品酒》中的“领导”，《1984年的北风》中的“郭大胆”等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呼之欲出。这一点也与众多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官场小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此两点让韦名的官场小小说独树一帜，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4年的北风》荣获《小小说选刊》第13届（2009-2010年度）全国小小说佳作奖，《重逢》荣获2016年武陵“德孝廉”杯·全国微小说精品奖二等奖。当然，在官场之外的其他题材方面，韦名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作出了《葬石记》《修车老汉》《家有芳邻》《种菜的女人》《老盛的知青生活》等佳作，《葬石记》荣获了《小小说选刊》第14届（2011-2012年度）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不过，与以上创作成绩相比，我更看重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我认为，他近期的创作为小小说文体提供了新的可能。那么，他近期的小小说创作与以往有何不同呢？
第一点不同是篇幅变长了，刊于《百花园》2018年第9期的《龙须巷》2658字，刊于2019年1月3日《汕头日报》的《鹅飞时》2481字，刊于《北京文学》2020年第3期的《橘子真甜》2653字，刊于《嘉应文学》2019年第5期的《牛叔牛婶》2225字、《快手七婶》2371字、《乌头姑爷》2585字，刊于《大观·东京文学》2020年4月刊的《红姐》2466字。从以上可清晰看出，所列的七篇作品均在2000字以上，有三篇还超出了2500字。2019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曾做过一个关于小小说篇幅的调查，共331人参与投票，其中赞成1500字左右的为155票，占47%；赞成2000字左右的为117票，占35%。以上数据表明，一部分人愿意接受2000字左右的篇幅，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1500字左右的篇幅。可如果参照这个调查结果，韦名的这些作品恐怕就不属于小小说的范畴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韦名在创作篇幅上的“越轨”呢？
首先，我们要看1500字或2000字的限定是怎么来的？超过了限定会对小小说文体造成伤害吗？其实，关于小小说篇幅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一直没有定论。分歧的造成与报纸、刊物所发作品的版面大小有关，也与一些奖项是否便于评选有关，当然更与作家的审美追求和写作习惯密不可分。因此，这种限定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也无需严格遵循。可以预见，这种分歧在短时间内不会消除，也不应消除。有人认为，这种分歧不利于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分歧，让小小说得以自由地生长，从而推动了文体的繁荣。既然有35%的人认为，小小说的篇幅可以达到2000字，为何就不能达到2500字，甚至3000字呢——这个字数离短篇小说仍有挺大的差距（当下文学期刊发表的短篇小说多在5000字以上）。让小小说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不好吗？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关于小小说篇幅的调查还有一个数据，那就是331人中，赞成小小说上限可以到3000字的为48票，占35%，比例是少了点，但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长篇幅的合理性存在。以此观之，韦名在创作篇幅上的“越轨”，并非真的“越轨”，它只是越过了惯常的认知范围，但实际上它依旧在小小说的规范之中。
其次，我们要看这种篇幅上的“越轨”是否有必要？看一看删减到2000字或1500字内，作品的容量是否缩减了，小说的味道是否被削弱？倘若容量没有减少，味道依然浓郁，那么，无疑这种“越轨”是没有价值的，无效的。反之，则是有效的，有价值的。现以荣获《百花园》2018年度优秀原创作品奖的《龙须巷》为例略作分析。《龙须巷》2658字，写的是饥饿年代，几个孩子偷豆箍被抓后去劳动改造的故事。依照这个故事核，可以把作品中两方面的内容删掉，一个是龙须巷的来历，大概250字；一个是对警察迷瞪眼的描绘，大概300字。删掉之后，就回到了35%的人所赞成的2000字左右。从故事情节架构上说，也没太大变化。但删掉警察迷瞪眼打日本鬼子落下伤疤的交待，容量就减少了；删掉警察迷瞪眼“先是一瞪，再是一吼，然后是一拍”的办案狠招，人物神采就黯淡了，人物性格也没那么鲜明了；删掉龙须巷的来历，作品所竭力呈现的“民风淳朴”这一内涵就失去了根基。总之，小说的味道就削弱了。由此可见，韦名这篇作品在篇幅上的“越轨”是必要的，是不可删减的。其他作品亦是如此。当然，囿于篇幅限制或出于某种需要，一些执掌作品生*大权的人，会把韦名的某些作品，如《鹅飞时》进行删减，但对照之后会发现，还是“越轨”的作品更耐人寻味。
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与以往相比的第二点不同是随着篇幅变长，容量变大了。诚然，在2000字左右、甚至1500字左右的篇幅内，韦名同样创作出了容量较大的作品。如上面提到的《葬石记》（刊于2011年12月4日《南方日报》，1953字），作者以雨花石为道具，通过行动和语言描写，惟妙惟肖地展现了一位战斗英雄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作者还借助老张头（特定一段时期的敌人，其实是与老李头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只是后来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对老李头的潜在影响，细腻地描绘了和平年代中一位老人的情感渐变过程，这样，作品就经由战斗英雄对战争的反思，从外在的光环和荣誉转向了对普遍的人性的深入探讨，老李头这个人物也就具有了历史厚度与人性深度。但我们也要承认，作品的容量大小与篇幅长短是有紧密关联的，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要写出丰厚的内容，实在太难了。而在2000字的基础上再增加500字或1000字，就有可能因若干元素的加入扩大小小说的容量，让小小说现出更为充实和丰沛的样貌。上面提到的《龙须巷》就是典型的例证。那么，韦名在篇幅加长的过程中，是如何把容量变大的呢？
一是采用“浓墨重彩”法，详细铺叙故事。如在《龙须巷》中，作者本也可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龙须巷这个故事展开的场所。但作者并没这样处理，而是花了250字，较为详细地铺叙了一个龙须巷来历的故事，从而把龙须巷的历史、文化以及神秘气息全展现了出来，这样，作品的内容无疑就变得充实、丰富了。又如《牛叔牛婶》中，作者本也可以把两头母牛打架的过程简化，省出一些文字去表现其他内容。但作者偏偏浓墨重彩，把打架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铺叙。这样处理有何好处？一方面把“轰轰烈烈”的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另一方面为后面两头母牛对待同样是主要人物的小女孩的态度做了有力的铺垫，当然，也为后面所有故事的展开提供了逻辑基础。所以说，这段两头母牛打架的文字不可或缺。它看似多余，实则充实了作品的内容。
二是采用“节外生枝”法，着力增加故事。《龙须巷》中，作者在介绍警察迷瞪眼时，用了这样的描述：“是一名胖警察，话不多，长着个刀疤脸。”接下来，是详细地铺叙警察迷瞪眼的“狠”。本来，这样衔接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作者偏偏在这中间加了一句：“据说是打日本鬼子时落下的伤疤”。何必节外生枝，交待警察迷瞪眼的伤疤呢？一个可以全面地呈现这个警察的风貌，另一个可以为他的“狠”的行为提供依据。那有必要把伤疤的故事完整地展示出来吗？不用。那是短篇小说的任务。假如写了，可能是真“越轨”了。
三是采用“泛涟漪”法（或叫“留余音”法），力争拓展故事。“泛涟漪”法是指以相似或相近的元素延展情节的链条，充实、拓展作品的内容。这里主要是指在作品结尾处又顺势带出一个结尾。如在《快手七婶》中，写到“七婶因工作出色，后来成了全县有名的全科医生”时，完全可以结尾了。可作者并没有在这里止步，而是又带出一个结尾：“出了名的七婶却执意和三队长结合在一起，就像当年执意和七叔离婚一样，毅然决然的。这是后话。”通过“这是后话”的方式交待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尽管没有再具体展开故事，但内容上无疑拓展了，并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其他作品中，《老盛的知青生活》的结尾也是如此。
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与以往相比的第三点不同是随着篇幅变长，更加耐人寻味了。固然，小说的味道的生成并非完全取决于篇幅的长短，实践也证明，哪怕数百字的篇幅同样能写出耐人寻味的作品，韦名的《父亲的味道》《种菜的女人》等佳作均在1500字以内。但不可否认，篇幅过短，在环境描写、情节构建、人物塑造以及闲笔运用等方面就会捉襟见肘，以致作品枯瘦如柴，沦为中短篇小说的梗概。多年来，在当代文学史教材和全国大奖评选中，小小说几乎是缺席的，（直到2018年，小小说才首获鲁迅文学奖），原因何在？这肯定与文学史家和主流评论家对这一文体缺少全方位了解，甚至对这一文体存有偏见有关，可小小说自身的小说性缺失、味道不够浓郁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随着篇幅的变长，小小说原本因字数限定而积存的弊病，很有可能得到解决，这样，小小说就会变得耐人寻味起来，其小说性自然也会增加。可以说，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现主要以《鹅飞时》为例作些探讨。
《鹅飞时》写一个失去双腿的老人想拍天鹅飞翔的照片，可一年过去了，他一张也没拍到。当然，他也不可能拍到，因为这些天鹅被做了“断翅”的特殊处理，根本不能起飞。对此，这位老人其实非常清楚，当年经手“断翅”的，就是他。不过，他仍固执地认为，有一天天鹅会起飞的。这篇小小说原文2481字，有多处环境描写、人物描写以及闲笔运用，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但在被选入某地高中语文联考试卷时，压缩到了1678字。那么，它被做了哪些删减呢？一是保留了开头的环境描写，但中间某处的环境描写删掉了；二是删减了老人、天鹅的外貌描写以及某些“我”与老人的对话；三是删掉了结尾部分老人的内心倾诉；四是删掉了叙述者“我”对生活的一些感慨。如何看待这些删减呢？
诚然，命题者受版面限制、命题要求等因素对原文进行删减是正常现象，就这篇作品来说，某些删减（如删掉“我”对生活的感慨）也是有道理的，但从小说的味道上说，大部分删减是有损害于作品的。开头的环境描写，为天鹅和老人的活动提供了背景，为小说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命题者保留了。可中间的环境描写呈现了物我合一的意境，表现了老人的坚守与执着，依然是很重要，不可删的；三言两语对老人、天鹅的外貌进行描写，使得人、物具体可感，而且，当这些描写与人、物的行为前后联系考察时，一种特别的人生况味就出来了；命题者删减“我”与老人的对话，可能是觉得某些对话单调且重复。其实不然，这些对话看似单调、重复，但对表现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物关系是精准的，另外，删掉这些对话之后，上下文的连接不太顺畅了，叙述的节奏也因过快，失去了可品味的空间；这篇作品的主题是写老人的忏悔和自我救赎，删去结尾部分老人的内心倾诉，主题确实不受影响。而且，从主题表现的方式上说，它不宜被人物说出来，而应藏在故事之中。但什么都不是绝对的，对这篇作品而言，加上老人的内心倾诉，起到了强化主题的作用，同时可给人诸多的思索。不过，某些文字确需再斟酌一下，使其变得更委婉、含蓄一些。上文提到《龙须巷》《快手七婶》等作品亦是如此，删减之后，不仅容量变小了，而且也会因枯瘦之面貌，失去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总之，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意义重大，他为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期待他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