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北宋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冯友兰先生称其为“横渠四句”。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关学的创始人，世称“横渠先生”。
为天地立心
“天地之心”最早见于周易《复》卦彖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处的“天地之心”是指天地间万事万物阴阳消长的规律性。张载的思想深受易学的影响，曾在长安坐虎皮椅讲《周易》，并且著有《横渠易说》，因此他所谓的“天地之心”是与易学密切相关的。张载用“太虚即气”，解释宇宙的起源和世界的本体，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他同时提出了“一物两体”说，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统一的两面构成的。
张载所立的“天地之心”即揭示的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就是建立在易学哲学基础上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礼记》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天、地、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在天地之间，是能知能觉者，所以被称为“天地之心”。这是对人在宇宙之间地位的肯定，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自觉。天地本无“心”，但人有“心”。因为”人”乃天地之心，所以“人心”体现了“天地之心”。
张载云：“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人把自身的价值观念投射到天地之间，与天地合而为一。《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将仁爱的对象推及万物，提升了儒家“仁”价值观念的内涵和境界。所谓的“为天地立心”，就是为人类社会建立“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正如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在张载看来，“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天下”(社会)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我们得一“仁”字。
为生民立命
“立命”源自于孟子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个人不管寿命长短，都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尽心知性知天，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控自己的命运。
张载所谓“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有安身立命之处。“安身”，即生活有着落，“立命”，即灵魂有安顿，精神有依归。张载特别强调对孤寡羸弱、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照顾，要使他们生活得到应有的照顾。《西铭》云：“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精神有依归”就是要设法提升老百姓的心灵层次，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有着高尚的情操和精神追求。
《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修道”不仅仅是自我的修炼，而是在修身的基础上，修己安百姓，正人正己，以天下苍生为念，教化天下，使天下归仁，即通过各种教育、教化的途径，使正确的思想深入人心。“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民众确立正确的精神价值导向和价值观念，建设精神家园。我们得一“教”字。
为往圣继绝学
往圣，是历史上的圣人，“绝学”就是中断了的儒学传统。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主导思想，张载认为：北宋时期，由周公、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已经衰落，在这种情况下，要继承儒学学统，将儒家的思想发扬光大。张载正是怀着这样的学术使命意识，俯而读，仰而思，博采众长，创立“关学”，成为了与“濂”“闽”“洛”并列的理学学派，影响了关中学术从北宋到明的800多年，对塑造关中人乃至中国人的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张载对儒家典籍进行了系统阐释。可以说，通过这些努力，张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实现了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使命，为儒学在宋明的复兴和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司马光称赞他：“中年更折节，六籍事钻研。羲农及周孔，上下皆贯穿。造次循绳墨，儒行无少愆。师道久废阙，模范几无传。先生力振起，不绝尚联绵。……当令洙泗风，郁郁满秦川。”
张载对儒家典籍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精心的研读，形成了独到的见解，著有《横渠易说》《正蒙》《东铭》《西铭》《经学理窟》等著作，形成了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张载看来，人心否塞，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至于戕贼其天性，作为学者，应该研究义理之学，切勿空谈心性。我们得一“理”字。
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大同”是周公、孔子以来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开”是期待之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实现《西铭》描述的“民胞物与”“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要把这样美好的蓝图和社会构想变成现实，必须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经世致用的学风，为国泰民安和社会的安宁和谐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张载为学不尚空谈，“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张载年轻时候就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并曾想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收复失地，21岁的他就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欲收复被西夏夺去的洮西之地的设想。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召见了张载，认为张载作为儒生，日后定成大器，便劝他弃武从文，勉励他从《中庸》读起，研习儒家经典。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苦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道家之书，后觉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历经十余年攻读，张载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通的道理，逐渐形成独特的关学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张载为政期间，“躬行礼教”“敦本善俗”，取得了不凡的政绩。晚年回到横渠书院著书立说，仍然不忘体察民情，在关中多地实施“井田制”，恢复周礼的实验。在张载的心目中，只有“崇礼贵德”“躬行礼教”，实行“仁政，德治”，才能开创万世太平的基业。我们得一“治”字。
作者 李长庚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19年2月22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