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7日，**在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到，自己从青年时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并连续列举了一系列法国思想文化的巨擘，其中就包括雨果。在2016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的文学情缘》一文中提到，法国文学中最让他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给予《悲惨世界》很高的评价，指出“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
对于法国人民而言，雨果不仅是一名卓越的文学家，更是承载民族精神的圣哲。雨果80多年的人生中，经历了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封建力量又暴露出自身顽疾的特殊历史阶段，其生活与创作也都紧密地嵌在这一大的历史过程中。雨果见证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到第三共和国的历史风云变迁，亲历了第二共和国的稍纵即逝、两个波旁王朝的苟延残喘与两个拿破仑帝国的骤兴倏灭。时代的烙印化入雨果的笔端，与他的文学天才相感应，成就了《巴黎圣母院》《笑面人》《九三年》等佳作。《悲惨世界》又是雨果作品中的翘楚。**提到的冉阿让是串联起整部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因小罪受重刑，但他幸遇善缘，从此改过自新，却又由于无心之失而再次被缉捕。隐姓埋名逃亡期间，他拯救了饱受凌虐的孤女珂赛特并加以抚养。冉阿让在与养女的相处中获得了天伦之乐，但还是为了她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开始离群索居，仅在生命最后一刻迎来心爱的人回归才安然逝去。冉阿让的身上寄予了作者对人性的崇高期望：他强健睿智、正直诚朴，富于悲悯之情和正义之心，宁愿自首也不愿无辜之人代己受过，又能慈悲大度宽恕屡屡追逼自己的敌人。他戏剧性的经历和高尚的人格，给读者留下久久回荡的触动。
《悲惨世界》中具有震撼力和爆发性的内容还有很多。小说主人公冉阿让服刑19年后对社会充满怨愤，社会对他也百般拒斥。此时，卞福汝主教却对他开门接纳，宽恕了他恩将仇报的盗窃并给予他庇护，最后用谆谆叮咛唤醒冉阿让的良心，实现了对他灵魂的救赎。此外，书中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风貌，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亮相，有滑铁卢战役、1832年共和派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穿插，使得小说内容极为丰富，意旨极为宏阔。小说的影响也是震撼性的，该书问世后迅速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风靡欧陆，远传美洲，尤其赢得了劳工阶层的广泛喜爱。此后，《悲惨世界》的影响长盛不衰，有了各种译本甚至衍生作品，还被无数次搬上银幕、舞台。
对当今的中国读者而言，品味《悲惨世界》承载之“道”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取得高速发展和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相应加强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是应有之义。**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读《悲惨世界》的过程中，则能很大程度上更充分地理解精神与道德的力量。除卞福汝、冉阿让以外，道德的力量在书中还有很多体现。例如，革命者安灼拉虽秀美如少女，但他庄严的气质和对革命的热忱则让他成为革命青年公认的领袖，其人格魅力甚至能在浮浪子弟身上激发出视死如归的气概。冉阿让后半生一直为保护养女珂赛特而自我牺牲，是他“化作春泥更护花”才成全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安灼拉则生活得像“斯巴达人和清教徒”，把祖国作为唯一的“情人”。《悲惨世界》所塑造的榜样，依然可以为当下的中国奋斗者提供精神鼓舞。
《悲惨世界》所传递的精神也与社会历史之“道”相关。雨果与马克思、恩格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都受法国大革命和其精神余韵深深影响，都曾在巴黎居住，都批判过路易·波拿巴的倒行逆施，也同时对巴黎公社起义或赞或惊。相比革命导师，雨果对社会历史的理解略显情绪化而失于精准，其观点也曾受到马克思的批评，但雨果小说中留下的时代侧影，却有助于我们更生动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源。雨果将“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视为19世纪的三个问题，小说中所描绘的伽弗洛什、芳汀等孤儿弱女的悲惨遭遇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实际上，正是无数相似的人间悲剧令关注人类幸福的革命导师开始思考，最终寻找到问题的根源与解决的路径。
最后，《悲惨世界》的墨香文韵也播撒在中法友谊发展的道路上。早在1903年，《悲惨世界》就被苏曼殊译为中文，之后陈独秀、鲁迅、林纾等许多名家也都有对该书的续译、选译。《悲惨世界》揭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所以能够与中国志士仁人匡时救世的探索与奋斗交织到一起。而《悲惨世界》宣扬对世界的博爱、对道义的坚守，也是秉着这些理念，雨果生前一直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并出于公义指责蹂躏圆明园的英法联军是“强盗”，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意。此外，《悲惨世界》不时流露出的民族自豪感，展现出一种法兰西民族的独特气质。而这也是法国独立自主外交的精神来源，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戴高乐总统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为中法建交作了极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再读《悲惨世界》也是对老友的重访，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法两国、中欧两大文明交往与合作的文化基础。
